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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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部分基层法院呈现调解率高，而“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也高的“两高”现象。究其原因，笔者调研发现，主要为以下问题所致：

　　一，片面追求调解率，是产生“两高”现象的思想原因

　　采用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经验，是人民司法工作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也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等优良司法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传承、发扬和创新。2010年6月7日，最高法院颁布施行《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调解若干意见》），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调解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我国人民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说，司法调解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首创之举是拓荒的话，那么《调解若干意见》所确立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则标志着司法调解的精耕时代已经到来。

　　但是，由于我国自2006年4月1日开始施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后，低成本诉讼催生了诉讼狂潮，大量社会矛盾纠纷涌入法院，使我国法院系统自2009年起连续突破千万件大关，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始终无法获得有效排解。重庆市法院系统2011年的司法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一般法官的年办案数量人均都在120件以上，北京、上海等地法官人均办案一般都在200件以上。为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各级法院都把调解结案作为主要办案方式，贯穿于审判管理去要求每个法官；上级法院的年度考核指标都把调解结案率纳入指标考核，作为“硬杠子”要求下级法院和办案法官。在案件数量和调解结案率的双重压力之下，人们扭曲了审判思路，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审判思路的走偏，首源于各级法院的验收考核指标，贯穿于各级领导的层层加码，反映于每个法官办案实践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法院系统尤其是基层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表现在具体办案法官身上，根子却在上级和领导层，其后果不可避免地出现高调解结案率导致高申请强制执行率。建议上级法院重新设计年度验收考核指标，因为，“调解优先”并不排斥“调判结合”，调解或者判决都属于人民法院法定的办案方式。所以，提高调解率应属于一种导向，但不应当成为强制性考核指标。

　　二，调解宗旨贯彻走偏，是导致“案结事不了”的根本原因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以“案结事了”为宗旨。无论贯彻“调解优先”，还是坚持“调判结合”，最终之目的在于实现“案结事了”。因此，强调“调解优先”，就要求法官必须把调解作为一种办案理念、办案程序或办案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结案方式，始终将调解手段置于案件审理、纠纷解决的首要位置，努力化解纠纷，达至“案结事了”之目的。强调“调判结合”，就要求法官科学把握适用调解或判决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根据各类案件的不同性质、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利益诉求，灵活运用调解或判决的司法方式（参见江苏高院司改办《能动司法的实践进程与制度构建》，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第24-25页）。即使判决，也要让当事人口服心服，从而避免或减少对抗性，为实现“案结事了”打下基础。因此，“案结事了”是“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根本原则和法官行为的指导方针。法官要以实现“案结事了”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基点，正确选用两种结案方法，而不能仅仅从方便自己、减少工作量出发去选择结案方式。

　　笔者认为调解结案的大多数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就叫“案结事未了，官了民不了”，属典型的“两高”现象。这样的调解不但毫无价值，反而添乱，反而使当事人对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反感，并加重了执行机构的办案负担，而且将诉讼中的矛盾延伸到执行程序之中，增大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调解是不应当鼓励和倡导的，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纠正。

　　三，调解质量把握不严，是引发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在原因

　　“调解优先”的根本要求在于调解这一办案方法的“优先”适用；“调判结合”的根本要求在于调解与判决这两种法定办案方式的因案适用。但无论是“调解优先”还是“调判结合”，都必须把办案的着力点放在化解当事人的纠纷矛盾上。离开这个着力点，调解质量将无法保障。事实上，调解和判决两种办案方式，如果运用得好，都可以化解纠纷和矛盾。调解，注重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体现程序的自治性和纠纷解决的协商性，同时避免上诉和再审，实现矛盾消除的彻底性，较之于判决易于被当事人接受，调解达成的协议易于理解并自觉履行。在营造诉讼环境上，调解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特有功效，从而使友情重聚，亲情重合，爱情重圆。而判决，作为司法办案的最后手段，则在承担着解决纠纷职能的同时，更注重确定规则与程序维护，通过司法手段对纠纷是非分明的判决，来维系司法的公平、正义和权威，从而强调程序的正当性、审判的规范性和裁判的艺术性。集言之，调解柔性有余，而判决则刚性十足（参见《人民司法》2008年第7期载李方民《调判关系的司法定位与完善》）。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言，调解和判决都应当把重心放在力促矛盾的化解上，以达至两种办案方式之功能尽善尽美的发挥。应当说，这是“调判结合”的本意与指导思想所在。而就司法现实言，能够认真践行者也大有人在，且为世人瞩目。比如“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宋鱼水，“情洒农家、心系民众”的金桂兰和“以情动人，以理感人，以法服人”的陈燕萍等优秀法官，大都是因案而宜、重视过程、以心?Q心、关注弱者的调解高手和矛盾纠纷的化解能手。有心，才有解决办法；重视过程，才有推进化解的力度。如果象现在的一些办案法官，不找准纠纷的症结，不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的利益作考虑，不深入细致地循循善导，一味缩短调解过程，硬性催促当事人达成协议，甚至强迫调解、欺骗调解终结案件，表面上案件办结了，但问题却根本没有解决，“反弹”即成必然，高调解结案率最终引发了高申请强制执行率。调解质量的低下，促成了终端申请执行的趋势。因此，调解必须着力于矛盾的化解，重视调解质量，方能有效防止“两高” 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

国经贸运行[2001]1095号


关于加强煤炭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委（经委）、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关闭整顿小煤矿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1]68号），加强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和监管工作，促进煤炭生产秩序的根本好转，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国有重点煤矿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

　　1998年，94户原中央财政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为便于省级人民政府对这些煤矿的管理，进一步整顿煤炭生产和经营秩序，减少煤矿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经我委报国务院同意，在《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前，将下放到地方管理的原中央财政国有重点煤矿的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和监督管理职能，委托省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责。各地煤炭管理部门要在2002年3月底以前，完成对这些煤矿的煤炭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发放工作。

　　二、做好停产整顿小煤矿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重新审核发放工作

　　（一）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审核发放一律由省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责。

　　（二）对于应关闭的小煤矿的煤炭生产许可证，要全部依法予以注销或吊销。

　　（三）经省级人民政府组织验收合格的小煤矿，要及时重新审核发证；验收不合格的小煤矿，要依法吊销其煤炭生产许可证。该项工作须于2001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四）在小煤矿停产整顿期间，暂停对小煤矿核发新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五）经验收合格的矿井，必须在2001年底以前，申请领取换发新的煤炭生产许可证；逾期不办的，一律视为无证矿井，予以关闭。小煤矿较多、核发任务较重的山西、贵州、四川、湖南省，可在2002年3月底以前完成。

　　三、严格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

　　（一）煤炭生产许可证正副本由国家经贸委统一印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印制。

　　（二）各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机关，在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年检工作中，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颁证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颁发或注销煤炭生产许可证后，必须及时予以公告。

　　（三）要认真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按照审批权力与责任挂钩的原则，建立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任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徇私舞弊、滥发证照，否则要严肃予以查处；导致发生特大责任事故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要做好矿长资格的业务培训和矿长资格证书的核发工作。

　　（五）要加强对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动态管理，定期开展对煤矿生产资格的核查，如发现其不再具备煤炭生产许可证条件，应立即吊销煤炭生产许可证，经整改合格后再予以核发。

　　四、加强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关基础性管理工作

　　（一）各地煤炭管理部门应按照审批工作程序，建立健全煤炭生产许可证材料的整理和归档制度，确保档案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

　　（二）凡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当做到审批手续完备，并进行认真的分类、整理及编目，逐步实现档案的计算机管理。

　　（三）各颁证机关核发新的煤炭生产许可证后，要在一周内将发放的煤炭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报送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