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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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办法的通知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办法的通知
晋政发〔2009〕29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
现将《山西省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八月十日
山西省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推进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499号）及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复议案件的调解、和解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调解，是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行政复议机关经查明有关行政争议的事实，分清是非，在不违背法律和损害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协调，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从而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处理方式。
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和解，是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和解，并经行政复议机关确认准许相关和解内容，从而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处理方式。
第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优先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调解、和解时遵循自愿平等、合法合理和公开公正的原则，保障当事人在行政复议调解、和解过程中充分参与、陈述表达与知悉案情的权利。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运用调解、和解方式结案：
（一）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
（二）涉及行政赔偿或行政补偿纠纷的；
（三）涉及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权属的行政裁决、行政确权的行政争议中，当事人就所涉权属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或者该调解、和解协议的履行需要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因行政合同纠纷，当事人之间达成新的协议或自愿解除原合同的；
（五）因土地征收、征用或出让、房屋拆迁、资源环境、工伤认定等行政争议或群体性的可能影响公共利益或社会稳定的；
（六）涉及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七）有关法律、法规对解决该行政争议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
（八）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可以调解、和解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当事人可以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调解申请，口头提出的，应当记录在案并经当事人署名确认；行政复议机关也可以根据行政争议的具体情况向当事人提出和解建议。
调解过程中，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当事人也可以提出调解方案。
第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主持调解，被申请人应当由主要负责人或者委托经特别授权的工作人员参加。
申请人或第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第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进行调解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调解笔录载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争议请求（答复）及理由；
（三）查明认定的事实；
（四）协调结果与依据。
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的，以上内容中的争议理由及查明事实部分可以适当简化或省略。
和解协议中应当载明当事人基本情况及和解结果。
第九条 调解、和解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二）当事人对调解、和解事项具有处分权；
（三）第三人无异议。调解内容或和解协议可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行使或要求第三人承担义务的，应当经第三人书面同意接受或在和解协议上署名予以明确认可；
（四）调解笔录、和解协议采用书面形式，并经当事人署名或盖章；
（五）和解协议经行政复议机关确认准许；
（六）不具有本办法的禁止性内容。
第十条 调解笔录不得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内容，和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确认准许：
（一）违背法律、法规、规章等禁止性规定和法律原则的；
（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当事人滥用权力或权利，违背社会公德的；
（四）其他依法不予确认的情形。
第十一条 调解达成一致的，调解笔录应当经当事人署名或盖章予以确认。行政复议机关根据调解笔录及时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该调解书自当事人签收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达成和解的，当事人在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同时，一并提交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机关确认准许和解协议的，下达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
第十二条 在调解、和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一致而妥协认可形成的证据材料，除当事人已根据调解笔录、和解协议履行部分外，如未能以调解、和解方式结案的，不得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证据或依据。
第十三条 当事人要求按照和解协议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并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
当事人要求按照和解协议或调解笔录内容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行政复议调解书应当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其效力等同于行政复议决定书。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无法达成调解，和解未达成协议、和解协议未被确认准许的，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机关不得以调解、和解为由拖延案件审理。第十六条 行政复议案件以调解、和解方式结案，该调解、和解内容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有所变更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再予以执行。
第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结合不同案情，探索建立针对性强、灵活多样的调解机制。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专家组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专家组作用，重大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行政复议案件调解，邀请有关专家参加。
第十八条 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工作应当纳入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年度依法行政目标责任制考核的范围。
第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法院、信访等部门的协作，积极推动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第二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调解、和解工作的业务培训，努力提高行政复议案件的协调能力。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调解、和解工作的业务培训，努力提高行政复议案件的协调能力。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易燃建筑防火管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
北京市易燃建筑防火管理办法
市人民委员会
为了加强对易燃建筑的防火管理，保障城市生产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所指易燃建筑系指墙或屋面用木板、苇箔、秫秸、荆笆、席子、油毡等可燃材料搭建的建筑，但不包括夏季临时支搭的凉棚。
二、各单位搭建易燃建筑，应经区规划管理和公安部门同意后方可施工。在申报时应附有单位总平面图，并对申请搭建的易燃建筑的结构、面积、用途及周围环境情况加以说明。
三、易燃建筑应合乎下列防火安全要求：
（一）易燃建筑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分组。一般的每组的建筑面积总和不能超过二千平米，组与组要有不小于二十米的防火间距；组内应当分片，每片的建筑面积总和不能超过五百平米，片与片应该留出不少于七米的防火间距。易燃建筑每栋的面积不得大于二百五十平米。
（二）易燃建筑的屋面和内外墙壁，凡是能抹泥土砂浆的都应抹上，以增强耐火程度；靠近炉灶和烟囱的部分必须用砖或土坯砌筑。
（三）易燃建筑应该有足够的安全出口，门向外开。每栋易燃建筑如面积超过五十平米，至少应有两个门，如超过一百五十平米，至少应有三个门，门的宽度不应小于一点二米。
（四）作住宿用的易燃建筑，每栋内住宿人数最多不能超过八十人，只能住一层，不能住双层铺。
（五）基本建设工地支搭易燃建筑仍按“北京市关于工棚或临时宿舍防火和卫生设施实施办法”执行。
四、易燃建筑不应该作下列用途：
（一）生产、使用、贮存化学易燃易爆物品（包括炸药、闪点在摄氏45度以下的易燃液体、强氧化剂、易燃固体、可燃气体，遇水燃烧和自燃物品等）。
（二）高温或者经常产生火焰的车间，如冶炼、熔铸、热处理等。
（三）贮存粮食、棉花、油脂以及其他贵重物品和器材。
（四）商场市场、影剧院、医院、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
五、易燃建筑要与下列地点保持一定的防火间距，其具体要求是：
（一）距离化学易燃物品车间或仓库、贮气罐、铁路中心线、棉花、木材、粮食油脂仓库或加油站不应小于五十米。距变电室和锅炉房不应小于三十米。如上述部位有更高的安全距离要求，应该按已有现行规定考虑。
（二）距离爆炸物品车间或仓库，应该根据生产、贮存的炸药量及防爆防火条件决定，但不要小于一百米。
（三）距离医院的病房、托儿所和幼儿园，不应小于三十米。
（四）距离一般砖木结构建筑不小于二十米，距离耐燃性建筑不小于十米。
（五）距离高压架空电线的水平距离，十千伏及十千伏电压以下的不小于五米，三十五千伏及三十五千伏电压以上的不小于十米。
（六）在车间、库房、宿舍等内部不准搭建易燃建筑。
六、现有易燃建筑如不符合上述二、三、四、五条规定的，亦应参照上述要求，适当拆除或改建。如需改建为砖木或钢筋混凝土结构或扩大用地的，应经区规划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七、易燃建筑内必须加强对炉火、灯火、电气设备的管理（具体要求可参照其他有关的防火措施），并设置必要的灭火机、消防水桶、蓄水池、蓄水缸、火勾等消火工具。
八、对于违反本办法，甚至造成火灾损失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严肃处理，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61年8月16日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是苏东坡的一首极有名的描写“悍妻”的诗。
据说，在北宋的时候，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V，两人遂成为好友。陈?V狂放不羁，傲视世间，隐居龙丘。陈?V在龙丘的房子叫濯锦池，宽敞华丽，家里养着一群歌妓，客人来了就以歌舞宴客，而陈?V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凶妒，每当陈?V欢歌宴舞之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捶打墙壁，弄得陈?V很是尴尬。于是苏东坡就写下了这首诗来嘲笑陈?V。
这本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故事的背后所展示的却是一个中国古代特殊却又普遍的“悍妻”现象。
古代“悍妻”现象
翻看古籍史料，记载“悍妻”的并不少，如袁绍妇刘氏“甚妒。绍死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又毁其形”。李绍文的《云间杂识》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松之悍妇，不能枚举。因夫以得贵，因贵以虐夫。有披发通衢，呼夫名而稠抵。”对“悍妻”诸多行径的描写可谓详尽。钱谦益也在《陈府君合葬墓志铭》中这样描述晚明时期的一对夫妻，丈夫陈钦光“长不满六尺，低首俯躬，语言????然”，而夫人“长身魁形，謦咳如伟男子”。两人不仅外貌反差极大，妻子更是屡屡当着外人的面数落夫君，毫不顾忌丈夫的脸面和影响，可谓十分凶悍。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封建伦理制度尚未健全的秦汉，还是“程朱理学”出现后，封建礼教早已系统化、理论化的明清；无论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宦之家，还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寻常百姓，“悍妻”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她们强势、彪悍甚至残暴，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她们殴打丈夫、威逼亲属、仇怨邻里，对统治者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都有一定的破坏。
古代关于“悍妻”的法律规定
然而，早在《周易》中“夫刚妇柔”的理论基础就已牢固地建立，其言“坤”道柔顺，承奉于天；“坤”道处卑，待唱乃和之理。《礼记》中记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也涉及到妇女的具体言行。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之下，妻悍逐渐上升为一种法律过错，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体，问夫何论？当耐。”但此时，夫妻互相施暴，与常人斗罪量刑一致。
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可见，此时“悍妻”开始为法律所强力禁止，并且是否为“悍”，完全由丈夫判定，成为夫权的重要保障。
此后历代，随着儒家伦理道德的逐步建立，法律体系与内容的完善，有关妇女言行的规定更加详细而具体。
发展到清代，由于“例”成为与“律”并行的法律规范，根据个案成例而对“悍妻”加以惩处的情况更为广泛，如“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拟绞立决”的新例，就是根据乾隆四十五年“山阳县民妇倪顾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缢身死案”而确立下来的，倪顾氏生性泼悍，刻薄丈夫前妻的儿子，夫妻因此反目相殴，倪玉气忿自缢。根据先前的法律规定，应处以绞监侯，但刑部认为，应比依“殴夫至笃疾绞决”律拟绞立决。乾隆皇帝同意了刑部的意见，认为“妇之于夫，犹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同列三纲，所关綦重？”最终判处倪顾氏绞立决，并颁行新例通行。
除了法律规定，民间亦有诸多家族法规对女性的言行进行约束，如山东孔府的《训俗遗规》的规定“孝敬公姑，和睦妯娌，不凌虐婢妾，不残害妾生子女，妇人撒泼干犯长辈者，罚银一钱，责夫十板”等。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家族法规均对妇女的言行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则，那为何在中国古代，“悍妻”现象并不罕见，甚至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呢？
古代“悍妻”形成原因
明代有一王氏，性格泼悍，竟一次性杖杀使女十余人。其时还有一程氏，也是穷凶极恶，居然把婢女杖杀后，将其尸体解剖放入木匣中，并把另外一婢女的阴部割落而欲杀之。
与上述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悍妻”杀死使女、婢女的原因，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但可以看出的是，这些“悍妻”生性泼悍、残忍、凶暴，视人命为草芥，随意残害。这不能不说是“悍妻”现象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性中所本来具有的某些恶性，是无法通过礼法来加以限制和遏止的。
《大理历代名碑》中曾收进一块古碑拓片，据碑文记载，清道光年间，铁甲场地的男人们经常外出，而留守在家中的妇女却经常“屡行不义”，如偷盗邻居的家禽、菜园种植的蔬菜等。村姑们犯错被发现后不但不认错，反倒“转加唬吓寻死”。
可见，分析中国古代妇女的问题，注意到其顺从、卑下的特点之时，亦不可忽视她们的“无知”。古代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平民的家庭妇女更是很少接受教育，这种对知识的缺失，导致她们不懂“礼”、“义”，在丈夫纵容或者无人管教的情况下，即有可能恣意妄为。
如前案例所述，中国古代男子往往有纳妾、狎妓的风气，而夫妻感情的“排他性”，必然会导致妻子在面对丈夫纳妾或狎妓的行为时作出抗争性的反应。感情上的妒忌，必然会造成妇女行为上的乖张与彪悍；同时，丈夫寻欢甚至纳妾，必然会影响到妻子的经济地位。为了自保，妻子往往会变得敏感、狠毒，压榨对其构成威胁的其他女性。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男性的续婢纳妾，除了玩弄女性的原因外，延续子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婢妾一旦生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会骤然上升，这对嫡妻——尤其是未育子嗣的嫡妻来说，便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这种威胁所产生的嫉妒和愤怒，必然会以乖张、暴戾的方式发泄出来。
中国古代在“男尊女卑”的格局下，亦十分注重“长幼有序”。作为处于“尊长”地位的女主人，并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妻子往往掌握家庭内部事物的管理权，包括子女教育权、惩罚权等。尤其在丈夫这方面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妻子往往要更加承担起“家不破”的重任。此时，处于家庭中重要地位的妻子，其完全可以管教子女、惩罚家眷甚至彪悍从事。
明朝中后期曾经出现过十分有趣的现象，“男为女饰，女作道装”的打扮，一时间成为社会风气。这种现象尽管是当时人们争奇斗艳的心理以及社会风俗奢靡的表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角色的变换。究其原因，与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提升有着必然的联系。
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需求旺盛，促使家庭手工业迅速普及，在手工业领域，妇女较于男子具有某种优势，导致妇女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
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导致妇女话语权的增强，其对无能的男主人表示的蔑视或不满，就往往以“悍妻”的现象表现出来。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丈夫的放纵或者懦弱、处于不同阶层的妇女地位的差异等。
中国古代的“悍妻”，有因“悍”入罪，受到严厉惩罚的；有恣意彪悍，周围人苦不堪言的；有“御夫有术”，丈夫甘之如饴的等等。纵然均为“悍”，却也形形色色，类型多样，看似特殊，却也普遍，对其原因的分析，或许对分析当今社会女性地位问题亦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