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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的思考

魏京宁 赖兴平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们运用法律途径来保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法律所要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面对诸多民事行政案件中，民事行政检察部分则是一个更新最快、扩张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一个司法领域，这也意味着民行检察部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也最为繁重艰巨。去年年底，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周永康同志提出了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可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行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发挥民行检察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能作用是一项重要课题。笔者结合基层工作实践及民行检察职能，试从当前民事行政诉讼引发社会矛盾的现状分析，提出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一、当前民事行政诉讼引发社会矛盾的现状
　　2007年以来，我院民行检察部门共接访来访群众300多场次，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12件，立案12件，其中建议提请抗诉2件。从接访及受理立案总的情况看，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群众对司法裁判结果不服、案件执行难等权益类、民生类诉求居多。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个类型：
　　（一）、涉及民生利益受损引发矛盾。这类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矛盾主体多元化，客体多样化。矛盾主体由公民个人扩大到法人、行政管理部门等。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简单的人身财产权益矛盾，更多地转向企事业改制、征地拆迁、工资改革、社会保障、医患关系等矛盾；二是矛盾涉及全局性和公共利益。如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过程中，部分群众因不满意拆迁补偿引发的纠纷；三是因利益保护机制不完善引发矛盾。比如市场交易、合同履行、利益分配、债权债务等造成的矛盾。
　　（二）、执法行为过失引发矛盾。一是行政简单化和官僚主义。如一些行政决策者执行决策时没有考虑民主参与机制和相应的利益协调、对话机制，引发群众对立和矛盾；新官不理旧事，作风浮夸，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二是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能力不高，造成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执法不严、不公、不廉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乱收费、乱摊派、乱处罚、滥用强制权。三是因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而导致的矛盾纠纷。有的地方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推诿扯皮，对出现的矛盾纠纷协调不力，处理得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
　　（三）、群众思想误区引发矛盾。部分群众因在短期内难以寻求到对其权益的保护，就产生了“信上不信下” “信闹不信理” “信访不信法”等过激思想，这类人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或不满意于正常法律途径的救济，就聚集上访，向司法机关施压，来满足其诉求。甚至一些矛盾还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煽动，他们以“为民请命”形式进行参与，成为群体司法诉求扩大化的鼓动者。
　　二、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 
　　一是法律监督。主要指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行政检察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两种方式监督审判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公正处理，维护司法公正，以正确处理社会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已经逐渐由过去民间调解、行政调处为主演变成以司法裁判为主。当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以民事诉讼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解决诉求难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从目前司法实践看，一方面，法院成为了社会矛盾的一个“消化器”， 另一方面，法院判决让利益重新调整，调整过程的不合理不合法，又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因此，民行检察部门就需要履行职责对这种情况予以纠正。抗诉是民事行政检察在调处人民内部矛盾中履行法律监督的重要方式，其作用是履行审判监督程序，对于生效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进行再审。检察建议是对抗诉方式的重要补充，二者的目的均是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二是和解息诉。主要是指做好不服法院正确裁判案件当事人的和解息诉工作，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虽然民行检察的基本工作方式表现为抗诉，但对大量申诉案件而言，维护正确的法院判决、裁定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和解息诉是本着自愿、合法的原则，通过对当事人进行相关法律的解释、对抗情绪的疏导，促成矛盾双方自愿协商解决纠纷。和解息诉为主的工作方式可以避免以刚性提抗等方式导致的处理时间长、效率低、社会效果差等弊端，是化解矛盾纠纷首要而合理的选择。
　　三、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民行检察部门受理的民行申诉案件，绝大多数并不符合抗诉条件或发检察建议的条件，一些当事人的申诉请求无法得到支持，而这些申诉案件又普遍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果处理不好极易造成矛盾激化。因此，民行检察部门必须不断完善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机制，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体系，才能从源头上真正化解社会矛盾。
　　（一）、与时俱进，建立非诉讼渠道化解社会矛盾机制。非诉讼渠道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是对诉讼机制的补救和补充。相对而言，此渠道具有便捷、经济等优势，且减少纠纷各方之间的对抗性，增加和解机会，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双赢互利，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非诉讼渠道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在操作上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双方协商方式促调解。对一些有一定申诉理由，但不符合抗诉条件或不能启动抗诉程序，或符合抗诉条件，但不抗诉效果更好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通过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自愿协商解决纠纷，以达到和解息诉之目的。二是以公开听证方式促调解。针对不同的案情，通过公开案件的事实、证据，阐述法律依据，消除当事人对民行检察部门的不信任以及对法律认识的误区，求得理解，促成调解。三是邀请第三人参与促调解。在可能的情况下，邀请能为当事各方所接受的第三人介入，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等，通过这些人的威望或关系，用道义、亲情教育感化，促使矛盾双方自愿达成和解。第三人的介入既可监督我们的工作，又能公正地调解好某些矛盾纠纷。五是整合内外资源促调解。内部建立民行、控申、侦监、反贪、反渎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积极推行阳光检察，宣传民事行政检察职能，让更多人民群众不断了解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促使群众找准诉求方向；外部建立与人大、政协、纪检、公安、信访、镇综治中心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制度。因为有时候案件比较复杂，涉及到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这就需要通过多部门的配合协调，共同做好化解纠纷、平息纷争、案结事了的工作。形成合力，充分发挥非诉讼渠道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效能，尤其促使涉检类社会矛盾得以早发现、早议事、早化解。
　　（二）、加强沟通，建立与法院共同化解社会矛盾联动机制。化解社会矛盾是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共同责任，不能把抗诉权简单理解为就是与法院的对抗权，造成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对立、抗诉与再审之间的割裂。一是建立检法两院共同听证机制，提升执法公信力，提高民行检察办案质量和效率。按照“在配合中加强监督，在监督中加强配合”的要求，为节约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讼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民行检察部门可以通过与法院信访室、审监庭联系、沟通，进一步改善“两院”工作关系，在检法两院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关于共同听证工作会议纪要》，决定在案件申诉、提请抗诉、再审与纠正违法执行检察建议以及服判息诉等多个环节开展共同听证，在案件争议的问题上得到法院办案人员的理解和支持，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建立执行工作联动机制。针对“执行难”和“执行监督难”等问题，要不断丰富执行监督的内涵和方式，与法院会签《关于执行监督工作联席会议纪要》，对检察机关监督民行案件执行的监督范围及方式、工作联系、执行和解、介入执行和执行监督范围、方式等方面达成共识，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内容具体化，使监督重点由事后监督转向预防干预，由被动应付转变为主动协调。使法检两院消除监督理念上的误区，加强交流和沟通，更加及时、有效的发现和解决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维护司法公正，化解社会矛盾。
　　（三）、拓宽思路，健全执法办案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办案过程是化解矛盾的过程，要把握好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的关系，切实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办案的始终，要以执法规范化建设为着力点，建立执法办案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解决引发矛盾纠纷的源头性问题。一是加强矛盾化解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民行工作的接待规范、工作程序、要求，以及处理办法等操作性规范。通过细化办案的法律和事实审查标准、重申办案时限、出庭、归档、办案纪律及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将办案责任细化落实到各个环节。二是建立公开通报制度。规定通报的类型、程序和原则，要求对重大复杂的群体性申诉案件要公开通报民行审查流程、相关案情及申诉人代表的意见与建议。通报应遵循公正、公开、实事求是和民主的原则。三是建立检察建议跟踪反馈制度。按照检察建议在民行检察工作中适用的范围，明确办案人员制作、审批、跟踪和督促检察建议的程序，将检察建议的效力从软约束提升为规范化的硬约束，进而推动矛盾化解工作的深入。四是建立维稳形势研判、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定期对所接待的来信来访群众、所处理的重大事项是否存在不稳定因素进行分析、研判和排查，提前制定应对预案，落实包抓责任人员，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妥善处置，切实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建立健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院内各科室在案件办理后都要就所办案件填写涉检信访风险评估情况登记表，对所办案件进行信访评估，提出信访化解方案并进一步落实，促进案结事了、息诉罢访。
　　（四）、惩防并举，建立预防和查处腐败化解社会矛盾机制。要拓宽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民行检察监督职能优势，通过预防和查处由于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腐败案件，从而化解源于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一是建立《共同预防违法行政工作机制》。可与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开展共同预防违法行政工作，并结合实际，不断探索、总结，制订具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实施文本，使该机制不断扩大影响，真正发挥作用，不断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最大限度地发挥预防效能，预防和减少行政执法偏差引起的行政诉讼，从源头上预防“民告官”，减少行政诉讼，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如我院民行检察部门自2007年与县水利局、国土资源局、农业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林业局、工商局、卫生局等七个单位开展共同预防违法行政工作以来，通过定期走访共同预防违法行政联系单位，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规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民告官”，效果较好。二是建立健全《违法行为调查工作机制》。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精神以及规范行使违法行为调查权的通知》精神，加强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特点和规律研究，发挥办理民行申诉案件的专业优势，提高“发现”线索的意识和能力。认真审查当事人举报、控告和申诉，注意通过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发现”职务犯罪线索。落实与控告申诉、反贪、反渎等内设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管理、移送机制，把民行检察监督职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密切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民行检察监督的作用，积极调查违法行为，移送查办职务犯罪，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总之，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民行检察工作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积极作用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过程中形成的必然选择，在实践中，其作用已经显现出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空间。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魏京宁 赖兴平

谈新公司法第72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规定

——从一则案例探讨股权转让通知答复期内修改公司章程限制转让的法律效力问题

梁仁壮(北京市新开律师所律师）

05年修正之前的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规定全部是法定的，只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原意转让股权并有受让人，则无论其他股东是否同意，只要其他股东不行使优先购买权，最终欲转让股权的股东都能顺利转让其所持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05年公司法修正后，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由原先的转让条件全部法定变为转让条件有条件的法定，即如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没有特殊约定，则股权转让才依照公司法第72条的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如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了有别于公司法的规定，则以公司章程之规定优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可能连当时的立法者也没有预想到的问题，那就是公司章程中一开始对股权转让并没有特殊约定，但一旦有股东一般是小股东提出了股权转让请求后，大股东如不原意小股东转让，于是就立即利用其控股的优势地位操从召开临时股东会并作出修改公司章程限制股东转让股权的决议，想借此达到禁止小股东转让股权的目的。那么，大股东的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可以达到限制之前已提出转让股权的小股东呢？本文从一则真实的案例来讨论这个问题，抛砖引玉。



案例：

A公司由一个法人股东B公司（占75%股份）及三个自然人股东甲乙丙（占25%股份）共同出资设立。2008年6月，自然人股东甲和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丁达成了将甲所持公司股权转让给丁的协议，甲丁达成协议后，甲根据新公司法第72条第2款之规定向公司其他股东就拟转让股权事宜发出了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书面通知。在接到股东甲的通知后，法人股东B公司（大股东）不原意甲退出公司，于是利用自己的大股东优势在法定的30天答复期内操从公司董事会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并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将章程中原先允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的规定修改为“股东不得向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



问题：

1、在股东甲提出股权转让后30天的答复期内，临时股东会作出的关于股东不得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决议是否有效？

2、如有效，该股东会决议是否对股东甲在此前提出的股权转让行为有约束力？



分析：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该临时股东会关于禁止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所持公司股权的决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公司法第40条第2款规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公司法第44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法第72条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前述这些法律规定，法人股东B公司占有A公司75%的股权，占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故其提起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同意将公司章程中进行修改的决议，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是合法有效的。虽然法人股东Ｂ公司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故意限制小股东甲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而且故意在股东甲提出股权转让通知后３０天的答复期内这样的特殊时期召开股东会并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这样的作为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由于公司法并没有禁止在３０天答复起这一特殊时期内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因此法人股东Ｂ公司的该作为虽然有些阴，但至少没有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因此该股东会决议只能被认定为有效。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如该决议有效，是否对股东甲此前的转让行为有约束力。很显然，股东Ｂ公司在接到股东甲关于转让股权的通知后３０天答复期内操从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限制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其直接目的就是要限制股东甲向外转让股权。笔者认为，虽然该股东会决议本身是合法有效的，但是，由于该股东会决议作出的时间是在股东甲提出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于股东之外的第三人之后，即股东甲提出转让股权的请求在先，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在后，因此虽然股东会决议有效但对股东甲之前的转让行为没有约束力。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对于公司章程的修改议决也应当是一样的，股东甲提出股权转让时，其依据的是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其和股东之外的丁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基于对当时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可以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这一规定的信赖，他相信其他股东也会基于公司章程中的该条规定来考虑是否同意他关于股权转让的请求，而不可能想到公司的大股东会在这之后提出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如果此时允许该决议对股东甲的转让行为有约束力，则对于股东甲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欲受让甲股权的丁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破坏的股权交易的稳定性。而且，从股东甲提出转让股权的那一时刻起，于股东股权转让的所有法定和公司章程约定的条件都应当于此时被特定化或被锁定住，即公司其他股东是否同意股东家转让股权都应当以此时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的股权转让条件为准，这之后哪怕是一天之后法律的变动及公司章程的修改都不应当对此前的股东甲的股权转让行为有约束力。



结论：根据公司法第７２条第４款的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东不能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但如果在某股东提出向公司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请求之后，公司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禁止股东向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则该等股东会决议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修改的相关规定，则应当是合法有效的。但该股东会修改的公司章程不能约束此前已经提出股权转让的股东继续按照原先的章程规定的条件转让股权。

以上分析为个人意见，期求同行的高见并交流。



附：公司法（０５年修正）相关条款：

第７２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