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7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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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70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708号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9号），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和转瓶培养生产方式的兽用细胞苗生产线已列入该指导目录限制类项目管理。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经研究决定，停止受理上述生产线项目兽药GMP验收申请。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2012年2月1日起，各省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停止受理新建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目和转瓶培养生产方式的兽用细胞苗生产线项目兽药GMP验收申请。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继续受理：
（一）持有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产品或转瓶培养生产方式兽用细胞苗产品新兽药注册证书的；
（二）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具有从投料到分装全过程自动化控制、密闭式生产工艺的；
（三）采用动物、动物组织或胚胎等培养方式改为转瓶培养方式生产兽用细胞苗的；
（四）在原批准生产范围内复验、改扩建、重建的。
三、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开工建设但尚未完工的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目和转瓶培养生产方式的兽用细胞苗生产线项目，经企业所在地省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停止受理时间可延长至2012年6月30日。
特此公告。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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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饭店的安全保障义务
郭国会
我国作为一个旅游大国，饭店住宿服务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服务消费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然而，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定，尤其是有关饭店对住店客人人身安全的保护规定还比较缺乏。我国有关住店客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较为分散，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
立法的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合同法还规定，合同中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条款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对安全保障义务最直接的规定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中，即“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一、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
1.法定义务为原则约定义务为例外
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在于避免住店客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损害，故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理解为避免他人遭受损害的义务。“一般说来，避免损害的义务通常以加害人和受害人或危险源之间的近因关系为前提。两者都会引起责任，责任进而导致介入的义务。类似的安全（保障）义务也产生于那些自愿对他人负责的个人或组织，包括无合同基础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尽管理论上可以将饭店对住店客人的安全保障义务解释为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但合同附随义务具有地位的附随性，内容的不确定性等局限性，对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住店客人显然不利。在考虑对住店客人的保护时，应以社会为本位，以实质正义为理念，维护社会利益，故而应当强化饭店的义务，使其上升到一般义务的地位，使这种安全保障义务成为一项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况且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或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各种情况下饭店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律综合考虑了在调整饭店经营活动的程序中设立这种义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及道德需要后，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所确立的。因此，将饭店对住店客人安全保障义务原则上确定为法定义务比较妥当，这样也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所建立起来的模式。
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以法定义务为原则，并不排除在特别情况下也具有约定义务的性质。这些特别情况包括：（1）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2）经营者单方承诺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相对人默示方式接受这种承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相关纠纷可以按照其约定或者单方承诺处理，安全保障义务因而具有了约定义务的性质。
2.积极作为义务为原则消极不作为义务为例外
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一种法定的义务，饭店必须履行。这一义务要求饭店为积极的作为，保障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安全。只有在特别条件下，安全保障义务才可能表现为消极不作为义务。饭店的消极不作为往往构成对其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例如，饭店不采用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设施或设备、不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不设置必要的警示或不进行必要的劝告、说明，不配备适当的保安或医护人员等，均属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在住店客人发生人身或财产危险时见死不救或者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更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二）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
以住店客人对饭店的合理、具体的依赖及饭店对其所应承担的义务是否具有合理的预见性为标准，可将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潜在危险的预防义务。饭店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对住店客人的人身损害的发生。饭店应保证其提供服务场所的建筑设施的安全性，配备特定的防止危险的设备。同时，对于提供服务的人员有特定技能要求的，要达到相应的技能水平。（2）对危险源的消灭义务。当潜在的危险成为现实时，饭店一方要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消除危险。当危险表现为第三人对住店客人的人身侵害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及时制止第三人侵害就构成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一部分。（3）对住店客人的救助义务。当住店客人因为危险状况的存在已经遭受了人身侵害时，饭店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其加以救助。如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侵害时，饭店一方应当迅速报警并及时将客人送往医院。
（三）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
合理判断饭店是否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是饭店对住店客人的人身损害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根据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应以以下两个标准作为判断饭店是否适当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主观上有无过错：
1.法定标准。如果法律对于安全保障的内容和当事人行为的标准有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2.特殊注意义务标准。如果法律没有严格确定的标准，应以高于侵权行为法上一般注意义务的标准作为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这是因为饭店与住店客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服务法律关系，且双方当事人对这种特殊的服务关系是明知的。在欠缺法定作为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否对他人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应根据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是否有让行为人积极作为的意图来加以判断。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饭店应对住店客人负有超出一般注意的特殊注意义务。如果饭店在应该积极作为时却没有行为，即表明饭店有过错，在符合侵权责任的其他构成要件时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的责任
现代饭店及其雇员直接侵害客人人身安全的情形已比较少见。虽然有时饭店员工的行为或活动会造成对住店客人人身的侵害，但这些行为大部分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当然，饭店的经营者及其员工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的情况也不可能在饭店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完全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饭店应承担的责任既可是侵权责任，也可是违约责任。有的学者称之为“侵权性违约责任”，即由于服务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直接侵权行为引起的违约责任。此时，饭店的经营者、管理者或雇主应对其履行职务的员工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现代饭店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最常见的是饭店之外的第三人的行为侵害住店客人的人身安全。此处的“第三人”既指与饭店无任何联系的进入饭店实施违法行为的“外人”，也包括在饭店住宿的其他客人。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对住店客人的人身侵害不是由于饭店的直接行为所造成，但这往往也是因为饭店方面规章制度不严、监督检查上存在漏洞、防范措施不到位或管理上的疏忽与懈怠或缺乏严谨注意，给第三人实施犯罪或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或可趁之机。
关于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第三人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时应承担的责任，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第8编侵权行为第1859条设计为，应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还有的从惩罚的角度主张饭店应承担完全责任。我们认为，认定饭店仅承担违约责任对住店客人的保护过弱，不符合前述所探讨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性质；认定经营者和第三人基于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也与法理不合。在多数第三人介入的案件中，饭店只是消极的不作为，而损害后果之发生事实上完全是由于第三人的积极侵权行为所造成的，饭店一般是过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侵权的第三人则是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义务，他们故意或者过失的内容并不相同，而且一个积极加害行为与一个消极不作为行为也不构成具有关联性的共同行为。因此，此类案件不能适用共同侵权的理论，饭店和直接加害的第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让饭店承担完全赔偿责任的观点更不可取，因为这完全颠倒了责任原因的主从，对饭店也过于苛刻，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饭店不是侵权行为的积极发动者，对第三人针对住店客人的侵权行为，饭店无法也不可能全部避免而只能积极预防、制止、救助，在有些时候，可以说饭店也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饭店承担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话，就会造成饭店和住店客人之间利益的严重失衡。为了平衡社会利益和实现社会公正，当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饭店应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然而，当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原因多是与饭店的不作为有关，而事情的经过也只有饭店一方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受害的住店客人则没有这样的信息上的优势。同时，受害人也只能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而不能证明其发生原因。所以，当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对饭店的归责原则应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饭店承担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责任，如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已经按照上文所述的两个判断标准全部履行了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应推定其有过错。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根据以上对饭店安全保障义务性质的分析，饭店的责任应分为以下两种不同情况。
1.补充责任。如前文所述，现行的几种责任形式并不适宜解决第三人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时饭店的责任承担问题。为了在饭店责任与第三人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应认定饭店与第三人之间是补充责任关系。即受到人身侵害的住店客人应当直接向直接责任人（第三人）请求赔偿，第三人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后，补充责任人即饭店一方的赔偿责任也终局消灭，受害人不得再向其请求赔偿，第三人也不得向其追偿；只有在直接责任人无法确认或直接责任人不能全部赔偿，或者不能赔偿的时候，受害人才可以请求补充责任即要求饭店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不真正连带责任。如果住店客人与饭店约定了比法律规定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或经营者单方承诺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时，若饭店违约，第三人侵害了住店客人的人身安全时，则饭店基于自己的违约，第三人基于自己的侵权，双方与住店客人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双方对住店客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债务，为数债务人基于不同之发生原因，对于债权人以同一之给付为标的之数个债务，依一债务人之完全履行，他债务因目的之达到而消灭之法律关系。”“契约上之损害赔偿债务与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债务之竞和” [16]为不真正连带债务之一种典型形态。由此看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被侵害人（住店客人）有选择权，他对于饭店和第三人的两个赔偿请求权的内容是一致的。选择哪个请求权行使，由被侵权人自己决定。一个请求权的实现就意味着另一个请求权的消灭。就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原则上各债务人之间无共同负担部分。除非不真正连带债务人中有人应对债务的产生负法定的终局责任，否则一个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债务归于消灭后，对其他债务人并无追索权。因此，饭店和第三人原则上不存在责任的分担。除非法律法规中有特别规定，任何一方向住店客人赔偿后不得向另一方追偿。
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的分析
蔡武
【摘要】2007年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对再审程序进行了部分修改，这次修改仍存在不足和尚待完善之处。再审程序的修改与完善，涉及到社会的法律救济程序的完善和发展，是当事人利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也是我国法学界多年关注的焦点。修改和完善我国再审程序，应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进一步明确再审程序的客体、将再审事由科学化，合理构筑再审程序与上诉审程序之间的关系，打造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模式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模式。
【关键词】 再审程序；再审客体；再审事由；再审模式
2007年10月28日出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主要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社会关注程度普遍较高的“申诉难”和“执行难”问题进行了局部完善。在申诉问题上，修正案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抗诉程序进一步程序化、法定化和形式化。但从整体而言，希望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申诉难问题，是较为困难的。从具体修改的内容上来看，仍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再审程序有别于上诉审程序，它从性质上来说，只能是上诉审程序的补充，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是调节确定判决之安定性及判决之正确性而存在的制度。据此，笔者拟从以下方面对我国的再审程序进行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对再审程序的客体（对象）分析
再审程序的客体（对象），是指法律准许适格主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法院确定裁判的种类和范围。以裁判的法律效果状态为标准，民事裁判从理论上一般有：终审（终局）裁判、不可撤销裁判和未确定裁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程序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所指的就是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和裁定，对其当事人已不可能通过通常的司法救济方法而只能通过某些特殊程序进行，如再审程序。在我国，再审程序启动主体是否可以对所有类型的终局判决和裁定提起再审，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一）生效判决的再审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生效判决包括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依照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以及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对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都可以提起再审？从诉讼原理上分析，对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大都应该是可以提起再审的。在我国实行一审终审的判决一般不可以提起再审的，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狭义上的按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即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公民失踪、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案件以及认定财产无主的案件及按公示催告程序等作出的除权判决是不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但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再审的对象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法院作出的确定终审判决，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的终局判决，无论是二审终审的案件还是实行一审终审的案件，只要存在再审理由，均有可能被提起再审。在我国，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非讼事件中亦有涉及实体权益之争讼，现行立法对非讼事件实行一审终审制，未赋予当事人进一步的程序救济。当非讼事件出现再审事由时，如果不赋予当事人再审之救济程序，则难以实现法律的公正。事实上，非讼事件并无明文排除再审程序之适用，应就再审程序与有实体既判力的判决两者在目的方面的考虑，允许对非讼事件启动再审程序。因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在以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进一步明确可以提起再审程序的生效判决的类型和种类。
（二）生效裁定的再审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裁定是法院对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和个别实体问题所作出的具有诉讼法上约束力的判定。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在裁定适用的11种情形中当事人只可对其中的3种（即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驳回起诉的裁定）提起上诉。学理上一般认为，裁定作出后，如果作出裁定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或消失，法院可以自行变更或撤销原裁定，当事人也可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原裁定，故无需赋予对所有裁定的上诉权。再审程序是相对于上诉审程序而言的，具有补充性和从属性，从各个国家的规定来看，再审都是有限的再审。因此，不必赋予再审程序主体对所有类型裁定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尤其是不得对不具有终结诉讼程序之功能，而仅具有诉讼指挥、执行处分功能的裁定申请再审。如对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中止或终结诉讼的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的裁定、补正裁判文书笔误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等裁定不能成为再审程序的对象。对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虽然对诉讼程序是否启动具有重大影响，但由于这两种裁定已赋予了当事人上诉救济权，因此，也不应准许当事人对其提起再审。管辖问题乃法院内部职权分工的结果，法律已经赋予了当事人上诉权，故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同样不能成为再审程序的对象。对不准许撤诉的裁定，因是法官依职权单方作出，事关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且法律未赋予当事人上诉程序之救济，故应允许启动再审程序。
（三）其他裁判的再审
按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启动再审的裁判只有判决、裁定。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法院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是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但是，事实上，法院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往往涉及案件的一些重要的程序。笔者认为，对于支付令错误的，只要存在法定的再审理由，也应成为再审的对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就对支付令提起再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而对法院调解、诉讼和解的，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能提起再审，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协议是在违背当事人自愿和合意基础上达成的。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分析
（一）再审事由
在我国，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有法院、检察院和当事人。对法院内部按审判监督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2007年民诉法并没有作任何修改，规定只要是“发现确有错误的”就可以启动。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2007年民诉法第179条将之具体为13种情形。对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情形则比照适用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也就是说，检察院发现有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我国现行立法对于再审事由的规定是区分不同主体而适用不同规定的，故对再审事由的规定尚需进一步完善。
第一，对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应明确“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不能赋予法院无限制的裁量权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而且赋予法院无限制无期限的纠错功能，使得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最终将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第二，民诉法第179条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具体为13种。这13种情形既包括程序上的瑕疵也包括实体上的错误。这种立法模式和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中的再审之诉相类似。台湾民诉法将再审事由具体为14种，且将之分为绝对的再审理由和相对的再审理由。在绝对的再审理由中，其中有两项是我国民诉法中所没有规定的，一是当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为所在不明而与涉讼者，二是当事人发现同一诉讼标的，在前已有确定判决或和解、调解，或得使用该判决或和解、调解者。 这两项涉及到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有违直接审理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制度，应为裁判之重大瑕疵，故建议我国将之规定为再审事由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的第7项、第10项以及第2款的规定也是有问题的。
首先，关于管辖错误之救济，民事诉讼法不仅赋予了当事人提起管辖的异议权，而且当事人可以对管辖之裁定提起上诉。事实上，管辖之确定属于法院内部的职权分工问题，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管辖并不意味着会对一方当事人不利，也并不会导致对当事人裁判的不公。因为不论由哪个法院管辖裁判，均适用同一法律由相同资格的法官审判，其裁判结果在理论上应无不同，而且民事诉讼法已赋予当事人一次上诉救济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将管辖错误列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
其次，“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表述亦不妥当。一般而言，不让当事人出庭，不让当事人书面或口头答辩，在法庭上不让当事人言辞辩论，不让当事人陈述可认定为剥夺辩论权。但是，如果在法庭辩论中，法官打断当事人的辩论，可否认为是剥夺当事人的辩论？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明确或加以修改。
最后，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的表述不科学。再审程序所追求的首要价值是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它是对程序的安定性之否定。再审程序的启动原因是基于诉讼程序上重大瑕疵存在或可能引起判决不公的。民诉法第179条第2款的“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表述中的“正确”一词过于主观，在实践中难有客观衡量标准，因此，建议对此款规定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诉讼要件
我国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既包括形式要件也包括实质要件的审查。第一，民事诉讼法第180条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形式要件的规定，如当事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法院应在法定期间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意见，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在实践中，法院对申请再审的合法审查还包括是否遵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是否对法律所准许的法院裁判提起再审、再审当事人是否是适格、是否向再审的专属法院提起等等要件。第二，当事人申请再审还应满足实质性要件，也就是要有法定再审事由的存在。总而言之，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诉讼要件规定实际上是按起诉程序来规范的，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判也是按起诉程序运作的。
现行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性规范，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建议规范再审的当事人制度，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适格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此作了详细规定。
（三）申请再审的次数
一个案件经过当事人的几次申请再审才告终结，这是我国再审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次数进行限制。根据现行民诉法规定，只要是符合再审条件的，当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间内无限制地申请再审。从多年来我国再审案件审理的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无理不断申诉的案件不在少数。如果不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进行限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便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将导致胜诉当事人内心的长期焦虑和不安全，法律的安定性价值亦难以实现，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建议对再审的次数加以限制。
（四）再审的期间
在再审程序中，期间主要包括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法院再审审查期限和再审审理期限。我国现行立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规定不甚合理。现行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2年期间规定过长。立法机关规定2年的期间其目的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事实上，依笔者理解，这主要是保护败诉方当事人的权利，因为胜诉方一般不会申请再审。此外，两年期间的规定亦是受我国民法中诉讼时效的影响。再审案件已经过法院的一次或两次审理，且作出了终局裁判。它只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救济，二年的申请再审期间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域外关于申请再审的期限都较短。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96条规定，提出再审申请的期限为两个月，期间自当事人理解其可援用的再审理由之日起开始计算。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08条规定，提起再审的期间为一个月，期间自当事人知道提起取消之诉或恢复之诉的理由之日起计算。 我国台湾地区亦规定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时间为三十日。因此，建议对我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即第184条进行修改和完善，以合理平衡当事人对公正的追求和保障法律安定性的需求。
三、再审程序与上诉程序的衔接与协调上的分析
台湾学者认为：“再审之诉之特性，就其与上诉理由的关系观察，再审之诉处于上诉之补充关系。……当事人已依上诉主张再审之诉之事由或知再审之诉之事由而不为主张者，不得提起再审之诉。” ，故一般认为再审程序是上诉程序的补充程序或从属程序。换言之，再审事由应同时被视为上诉理由，故如果当事人在上诉审程序进行中，已知原判决有再审事由存在，应在上诉审程序中将该项再审事由作为上诉理由主张，使上诉法院能将原判决废弃而为正确之判决。也就是说，当事人知道有再审事由时，应于上诉程序中先为主张，仅于判决确定后知有再审事由的情形，才可以提起再审之诉。
从诉讼原理上讲，再审程序与上诉程序的立法目的大抵相同，他们最主要的区别是上诉程序是审级内的程序，而再审程序是审级外的纠错程序。再审程序只能是有限的再审，它不能像我国的上诉审程序一样，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无任何限制。我认为应将将再审程序和上诉程序衔接或协调起来，两者的规定尽量避免重复，以发挥各自的功能，真正达到纠不同错的目的，而不是简单的案件审理的重复或重演。
此外，由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管辖法院级别的提高，导致中级以上法院受案压力的增大，故应调整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制度。重新确定民商事案件初审权，高级法院原则上不应受理普通民商事案件，以减轻最高法院的案件负荷。高级法院必要时仍可受理少量一审民商事案件，如标的额巨大且当事人跨区域的案件；新型、疑难、敏感案件；最高法院认为应由高级法院一审的案件等。同时，高级法院还应就本辖区的案件级别管辖作出调整，大幅度减少高级法院的二审案件，从而减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
结语
汤维建教授曾撰文建议转变我国的再审程序模式，一是，由实体纠错型再审模式向程序救济型再审模式转变。二是，由职权型再审模式向诉权型再审模式转变。三是由常规型再审模式向事后救济型再审模式转变。 再审模式的转变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应该和我国民事诉讼的体制转型相一致。模式的转变需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我国的法律文化、司法体制、司法权的行使、当事人权利的救济、公正价值和法律安定性价值之追求等等。只有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出公正、效率的再审制度，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有中国特色的再审模式。
南昌大学在职法硕2007级 蔡 武
郭国会
我国作为一个旅游大国，饭店住宿服务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服务消费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然而，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定，尤其是有关饭店对住店客人人身安全的保护规定还比较缺乏。我国有关住店客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较为分散，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
立法的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合同法还规定，合同中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条款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对安全保障义务最直接的规定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中，即“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一、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
1.法定义务为原则约定义务为例外
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在于避免住店客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损害，故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理解为避免他人遭受损害的义务。“一般说来，避免损害的义务通常以加害人和受害人或危险源之间的近因关系为前提。两者都会引起责任，责任进而导致介入的义务。类似的安全（保障）义务也产生于那些自愿对他人负责的个人或组织，包括无合同基础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尽管理论上可以将饭店对住店客人的安全保障义务解释为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但合同附随义务具有地位的附随性，内容的不确定性等局限性，对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住店客人显然不利。在考虑对住店客人的保护时，应以社会为本位，以实质正义为理念，维护社会利益，故而应当强化饭店的义务，使其上升到一般义务的地位，使这种安全保障义务成为一项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况且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或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各种情况下饭店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律综合考虑了在调整饭店经营活动的程序中设立这种义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及道德需要后，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所确立的。因此，将饭店对住店客人安全保障义务原则上确定为法定义务比较妥当，这样也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所建立起来的模式。
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以法定义务为原则，并不排除在特别情况下也具有约定义务的性质。这些特别情况包括：（1）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2）经营者单方承诺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相对人默示方式接受这种承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相关纠纷可以按照其约定或者单方承诺处理，安全保障义务因而具有了约定义务的性质。
2.积极作为义务为原则消极不作为义务为例外
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一种法定的义务，饭店必须履行。这一义务要求饭店为积极的作为，保障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安全。只有在特别条件下，安全保障义务才可能表现为消极不作为义务。饭店的消极不作为往往构成对其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例如，饭店不采用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设施或设备、不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不设置必要的警示或不进行必要的劝告、说明，不配备适当的保安或医护人员等，均属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在住店客人发生人身或财产危险时见死不救或者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更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二）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
以住店客人对饭店的合理、具体的依赖及饭店对其所应承担的义务是否具有合理的预见性为标准，可将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潜在危险的预防义务。饭店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对住店客人的人身损害的发生。饭店应保证其提供服务场所的建筑设施的安全性，配备特定的防止危险的设备。同时，对于提供服务的人员有特定技能要求的，要达到相应的技能水平。（2）对危险源的消灭义务。当潜在的危险成为现实时，饭店一方要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消除危险。当危险表现为第三人对住店客人的人身侵害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及时制止第三人侵害就构成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一部分。（3）对住店客人的救助义务。当住店客人因为危险状况的存在已经遭受了人身侵害时，饭店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其加以救助。如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侵害时，饭店一方应当迅速报警并及时将客人送往医院。
（三）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
合理判断饭店是否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是饭店对住店客人的人身损害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根据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应以以下两个标准作为判断饭店是否适当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主观上有无过错：
1.法定标准。如果法律对于安全保障的内容和当事人行为的标准有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2.特殊注意义务标准。如果法律没有严格确定的标准，应以高于侵权行为法上一般注意义务的标准作为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这是因为饭店与住店客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服务法律关系，且双方当事人对这种特殊的服务关系是明知的。在欠缺法定作为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否对他人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应根据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是否有让行为人积极作为的意图来加以判断。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饭店应对住店客人负有超出一般注意的特殊注意义务。如果饭店在应该积极作为时却没有行为，即表明饭店有过错，在符合侵权责任的其他构成要件时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的责任
现代饭店及其雇员直接侵害客人人身安全的情形已比较少见。虽然有时饭店员工的行为或活动会造成对住店客人人身的侵害，但这些行为大部分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当然，饭店的经营者及其员工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的情况也不可能在饭店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完全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饭店应承担的责任既可是侵权责任，也可是违约责任。有的学者称之为“侵权性违约责任”，即由于服务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直接侵权行为引起的违约责任。此时，饭店的经营者、管理者或雇主应对其履行职务的员工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现代饭店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最常见的是饭店之外的第三人的行为侵害住店客人的人身安全。此处的“第三人”既指与饭店无任何联系的进入饭店实施违法行为的“外人”，也包括在饭店住宿的其他客人。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对住店客人的人身侵害不是由于饭店的直接行为所造成，但这往往也是因为饭店方面规章制度不严、监督检查上存在漏洞、防范措施不到位或管理上的疏忽与懈怠或缺乏严谨注意，给第三人实施犯罪或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或可趁之机。
关于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第三人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时应承担的责任，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第8编侵权行为第1859条设计为，应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还有的从惩罚的角度主张饭店应承担完全责任。我们认为，认定饭店仅承担违约责任对住店客人的保护过弱，不符合前述所探讨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性质；认定经营者和第三人基于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也与法理不合。在多数第三人介入的案件中，饭店只是消极的不作为，而损害后果之发生事实上完全是由于第三人的积极侵权行为所造成的，饭店一般是过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侵权的第三人则是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义务，他们故意或者过失的内容并不相同，而且一个积极加害行为与一个消极不作为行为也不构成具有关联性的共同行为。因此，此类案件不能适用共同侵权的理论，饭店和直接加害的第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让饭店承担完全赔偿责任的观点更不可取，因为这完全颠倒了责任原因的主从，对饭店也过于苛刻，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饭店不是侵权行为的积极发动者，对第三人针对住店客人的侵权行为，饭店无法也不可能全部避免而只能积极预防、制止、救助，在有些时候，可以说饭店也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饭店承担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话，就会造成饭店和住店客人之间利益的严重失衡。为了平衡社会利益和实现社会公正，当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饭店应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然而，当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原因多是与饭店的不作为有关，而事情的经过也只有饭店一方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受害的住店客人则没有这样的信息上的优势。同时，受害人也只能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而不能证明其发生原因。所以，当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对饭店的归责原则应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饭店承担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责任，如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已经按照上文所述的两个判断标准全部履行了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应推定其有过错。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根据以上对饭店安全保障义务性质的分析，饭店的责任应分为以下两种不同情况。
1.补充责任。如前文所述，现行的几种责任形式并不适宜解决第三人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时饭店的责任承担问题。为了在饭店责任与第三人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应认定饭店与第三人之间是补充责任关系。即受到人身侵害的住店客人应当直接向直接责任人（第三人）请求赔偿，第三人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后，补充责任人即饭店一方的赔偿责任也终局消灭，受害人不得再向其请求赔偿，第三人也不得向其追偿；只有在直接责任人无法确认或直接责任人不能全部赔偿，或者不能赔偿的时候，受害人才可以请求补充责任即要求饭店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不真正连带责任。如果住店客人与饭店约定了比法律规定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或经营者单方承诺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时，若饭店违约，第三人侵害了住店客人的人身安全时，则饭店基于自己的违约，第三人基于自己的侵权，双方与住店客人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双方对住店客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债务，为数债务人基于不同之发生原因，对于债权人以同一之给付为标的之数个债务，依一债务人之完全履行，他债务因目的之达到而消灭之法律关系。”“契约上之损害赔偿债务与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债务之竞和” [16]为不真正连带债务之一种典型形态。由此看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被侵害人（住店客人）有选择权，他对于饭店和第三人的两个赔偿请求权的内容是一致的。选择哪个请求权行使，由被侵权人自己决定。一个请求权的实现就意味着另一个请求权的消灭。就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原则上各债务人之间无共同负担部分。除非不真正连带债务人中有人应对债务的产生负法定的终局责任，否则一个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债务归于消灭后，对其他债务人并无追索权。因此，饭店和第三人原则上不存在责任的分担。除非法律法规中有特别规定，任何一方向住店客人赔偿后不得向另一方追偿。
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的分析
蔡武
【摘要】2007年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对再审程序进行了部分修改，这次修改仍存在不足和尚待完善之处。再审程序的修改与完善，涉及到社会的法律救济程序的完善和发展，是当事人利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也是我国法学界多年关注的焦点。修改和完善我国再审程序，应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进一步明确再审程序的客体、将再审事由科学化，合理构筑再审程序与上诉审程序之间的关系，打造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模式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模式。
【关键词】 再审程序；再审客体；再审事由；再审模式
2007年10月28日出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主要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社会关注程度普遍较高的“申诉难”和“执行难”问题进行了局部完善。在申诉问题上，修正案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抗诉程序进一步程序化、法定化和形式化。但从整体而言，希望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申诉难问题，是较为困难的。从具体修改的内容上来看，仍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再审程序有别于上诉审程序，它从性质上来说，只能是上诉审程序的补充，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是调节确定判决之安定性及判决之正确性而存在的制度。据此，笔者拟从以下方面对我国的再审程序进行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对再审程序的客体（对象）分析
再审程序的客体（对象），是指法律准许适格主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法院确定裁判的种类和范围。以裁判的法律效果状态为标准，民事裁判从理论上一般有：终审（终局）裁判、不可撤销裁判和未确定裁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程序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所指的就是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和裁定，对其当事人已不可能通过通常的司法救济方法而只能通过某些特殊程序进行，如再审程序。在我国，再审程序启动主体是否可以对所有类型的终局判决和裁定提起再审，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一）生效判决的再审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生效判决包括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依照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以及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对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都可以提起再审？从诉讼原理上分析，对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大都应该是可以提起再审的。在我国实行一审终审的判决一般不可以提起再审的，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狭义上的按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即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公民失踪、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案件以及认定财产无主的案件及按公示催告程序等作出的除权判决是不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但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再审的对象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法院作出的确定终审判决，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的终局判决，无论是二审终审的案件还是实行一审终审的案件，只要存在再审理由，均有可能被提起再审。在我国，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非讼事件中亦有涉及实体权益之争讼，现行立法对非讼事件实行一审终审制，未赋予当事人进一步的程序救济。当非讼事件出现再审事由时，如果不赋予当事人再审之救济程序，则难以实现法律的公正。事实上，非讼事件并无明文排除再审程序之适用，应就再审程序与有实体既判力的判决两者在目的方面的考虑，允许对非讼事件启动再审程序。因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在以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进一步明确可以提起再审程序的生效判决的类型和种类。
（二）生效裁定的再审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裁定是法院对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和个别实体问题所作出的具有诉讼法上约束力的判定。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在裁定适用的11种情形中当事人只可对其中的3种（即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驳回起诉的裁定）提起上诉。学理上一般认为，裁定作出后，如果作出裁定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或消失，法院可以自行变更或撤销原裁定，当事人也可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原裁定，故无需赋予对所有裁定的上诉权。再审程序是相对于上诉审程序而言的，具有补充性和从属性，从各个国家的规定来看，再审都是有限的再审。因此，不必赋予再审程序主体对所有类型裁定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尤其是不得对不具有终结诉讼程序之功能，而仅具有诉讼指挥、执行处分功能的裁定申请再审。如对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中止或终结诉讼的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的裁定、补正裁判文书笔误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等裁定不能成为再审程序的对象。对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虽然对诉讼程序是否启动具有重大影响，但由于这两种裁定已赋予了当事人上诉救济权，因此，也不应准许当事人对其提起再审。管辖问题乃法院内部职权分工的结果，法律已经赋予了当事人上诉权，故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同样不能成为再审程序的对象。对不准许撤诉的裁定，因是法官依职权单方作出，事关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且法律未赋予当事人上诉程序之救济，故应允许启动再审程序。
（三）其他裁判的再审
按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启动再审的裁判只有判决、裁定。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法院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是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但是，事实上，法院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往往涉及案件的一些重要的程序。笔者认为，对于支付令错误的，只要存在法定的再审理由，也应成为再审的对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就对支付令提起再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而对法院调解、诉讼和解的，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能提起再审，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协议是在违背当事人自愿和合意基础上达成的。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分析
（一）再审事由
在我国，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有法院、检察院和当事人。对法院内部按审判监督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2007年民诉法并没有作任何修改，规定只要是“发现确有错误的”就可以启动。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2007年民诉法第179条将之具体为13种情形。对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情形则比照适用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也就是说，检察院发现有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我国现行立法对于再审事由的规定是区分不同主体而适用不同规定的，故对再审事由的规定尚需进一步完善。
第一，对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应明确“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不能赋予法院无限制的裁量权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而且赋予法院无限制无期限的纠错功能，使得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最终将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第二，民诉法第179条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具体为13种。这13种情形既包括程序上的瑕疵也包括实体上的错误。这种立法模式和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中的再审之诉相类似。台湾民诉法将再审事由具体为14种，且将之分为绝对的再审理由和相对的再审理由。在绝对的再审理由中，其中有两项是我国民诉法中所没有规定的，一是当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为所在不明而与涉讼者，二是当事人发现同一诉讼标的，在前已有确定判决或和解、调解，或得使用该判决或和解、调解者。 这两项涉及到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有违直接审理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制度，应为裁判之重大瑕疵，故建议我国将之规定为再审事由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的第7项、第10项以及第2款的规定也是有问题的。
首先，关于管辖错误之救济，民事诉讼法不仅赋予了当事人提起管辖的异议权，而且当事人可以对管辖之裁定提起上诉。事实上，管辖之确定属于法院内部的职权分工问题，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管辖并不意味着会对一方当事人不利，也并不会导致对当事人裁判的不公。因为不论由哪个法院管辖裁判，均适用同一法律由相同资格的法官审判，其裁判结果在理论上应无不同，而且民事诉讼法已赋予当事人一次上诉救济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将管辖错误列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
其次，“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表述亦不妥当。一般而言，不让当事人出庭，不让当事人书面或口头答辩，在法庭上不让当事人言辞辩论，不让当事人陈述可认定为剥夺辩论权。但是，如果在法庭辩论中，法官打断当事人的辩论，可否认为是剥夺当事人的辩论？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明确或加以修改。
最后，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的表述不科学。再审程序所追求的首要价值是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它是对程序的安定性之否定。再审程序的启动原因是基于诉讼程序上重大瑕疵存在或可能引起判决不公的。民诉法第179条第2款的“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表述中的“正确”一词过于主观，在实践中难有客观衡量标准，因此，建议对此款规定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诉讼要件
我国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既包括形式要件也包括实质要件的审查。第一，民事诉讼法第180条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形式要件的规定，如当事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法院应在法定期间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意见，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在实践中，法院对申请再审的合法审查还包括是否遵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是否对法律所准许的法院裁判提起再审、再审当事人是否是适格、是否向再审的专属法院提起等等要件。第二，当事人申请再审还应满足实质性要件，也就是要有法定再审事由的存在。总而言之，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诉讼要件规定实际上是按起诉程序来规范的，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判也是按起诉程序运作的。
现行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性规范，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建议规范再审的当事人制度，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适格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此作了详细规定。
（三）申请再审的次数
一个案件经过当事人的几次申请再审才告终结，这是我国再审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次数进行限制。根据现行民诉法规定，只要是符合再审条件的，当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间内无限制地申请再审。从多年来我国再审案件审理的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无理不断申诉的案件不在少数。如果不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进行限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便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将导致胜诉当事人内心的长期焦虑和不安全，法律的安定性价值亦难以实现，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建议对再审的次数加以限制。
（四）再审的期间
在再审程序中，期间主要包括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法院再审审查期限和再审审理期限。我国现行立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规定不甚合理。现行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2年期间规定过长。立法机关规定2年的期间其目的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事实上，依笔者理解，这主要是保护败诉方当事人的权利，因为胜诉方一般不会申请再审。此外，两年期间的规定亦是受我国民法中诉讼时效的影响。再审案件已经过法院的一次或两次审理，且作出了终局裁判。它只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救济，二年的申请再审期间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域外关于申请再审的期限都较短。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96条规定，提出再审申请的期限为两个月，期间自当事人理解其可援用的再审理由之日起开始计算。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08条规定，提起再审的期间为一个月，期间自当事人知道提起取消之诉或恢复之诉的理由之日起计算。 我国台湾地区亦规定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时间为三十日。因此，建议对我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即第184条进行修改和完善，以合理平衡当事人对公正的追求和保障法律安定性的需求。
三、再审程序与上诉程序的衔接与协调上的分析
台湾学者认为：“再审之诉之特性，就其与上诉理由的关系观察，再审之诉处于上诉之补充关系。……当事人已依上诉主张再审之诉之事由或知再审之诉之事由而不为主张者，不得提起再审之诉。” ，故一般认为再审程序是上诉程序的补充程序或从属程序。换言之，再审事由应同时被视为上诉理由，故如果当事人在上诉审程序进行中，已知原判决有再审事由存在，应在上诉审程序中将该项再审事由作为上诉理由主张，使上诉法院能将原判决废弃而为正确之判决。也就是说，当事人知道有再审事由时，应于上诉程序中先为主张，仅于判决确定后知有再审事由的情形，才可以提起再审之诉。
从诉讼原理上讲，再审程序与上诉程序的立法目的大抵相同，他们最主要的区别是上诉程序是审级内的程序，而再审程序是审级外的纠错程序。再审程序只能是有限的再审，它不能像我国的上诉审程序一样，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无任何限制。我认为应将将再审程序和上诉程序衔接或协调起来，两者的规定尽量避免重复，以发挥各自的功能，真正达到纠不同错的目的，而不是简单的案件审理的重复或重演。
此外，由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管辖法院级别的提高，导致中级以上法院受案压力的增大，故应调整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制度。重新确定民商事案件初审权，高级法院原则上不应受理普通民商事案件，以减轻最高法院的案件负荷。高级法院必要时仍可受理少量一审民商事案件，如标的额巨大且当事人跨区域的案件；新型、疑难、敏感案件；最高法院认为应由高级法院一审的案件等。同时，高级法院还应就本辖区的案件级别管辖作出调整，大幅度减少高级法院的二审案件，从而减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
结语
汤维建教授曾撰文建议转变我国的再审程序模式，一是，由实体纠错型再审模式向程序救济型再审模式转变。二是，由职权型再审模式向诉权型再审模式转变。三是由常规型再审模式向事后救济型再审模式转变。 再审模式的转变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应该和我国民事诉讼的体制转型相一致。模式的转变需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我国的法律文化、司法体制、司法权的行使、当事人权利的救济、公正价值和法律安定性价值之追求等等。只有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出公正、效率的再审制度，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有中国特色的再审模式。
南昌大学在职法硕2007级 蔡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