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通则》的修改建议/张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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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1〕3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印发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要求，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报送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加强并协调有关方面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4个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予以公布。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案例的指导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旨在解决二手房买卖活动中买方与中介公司因“跳单”引发的纠纷。该案例确认：居间合同中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撇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买方不得“跳单”违约；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经多个中介公司发布，买方通过上述正当途径获取该房源信息的，有权在多个中介公司中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为不属于“跳单”违约。从而既保护中介公司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又促进房屋买卖中介公司之间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

　　（三）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该案例确认：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的名义或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以及为掩饰犯罪而退赃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从而对近年来以新的手段收受贿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导。对于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有效查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类型受贿案件，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旨在明确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具体条件。该案例确认：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限制减刑制度，可以适用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方反应强烈，但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依法决定限制减刑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可以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这有利于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切实发挥好指导性案例作用

　　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述指导性案例，要组织广大法官认真学习研究，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指导性案例的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要增强运用指导性案例的自觉性，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严格参照指导性案例审理好类似案件，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要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精心编选、积极推荐、及时报送指导性案例，不断提高选报案例质量，推进案例指导工作扎实开展；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宣传案例指导制度的意义和成效，营造社会各界理解、关心和支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氛围。

　　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但不得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称谓，以避免与指导性案例相混淆。对于实施案例指导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改进案例指导工作的建议，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附：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四个指导性案例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指导案例1号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

　　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 居间合同 二手房买卖 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陶德华有关联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当时中原公司对该房屋报价165万元，而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报价145万元，并积极与卖方协商价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居间下，陶德华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38万元。后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陶德华向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支付佣金1. 38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被告陶德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1.38万元。宣判后，陶德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华支付违约金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原公司与陶德华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属于居间合同性质，其中第2.4条的约定，属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单”格式条款，其本意是为防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跳”过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从而使中介公司无法得到应得的佣金，该约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有效。根据该条约定，衡量买方是否“跳单”违约的关键，是看买方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买方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同一房源信息，则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而不构成“跳单”违约。本案中，原产权人通过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华及其家人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因此，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故不构成违约，对中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2号

　　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 和解 撤回上诉 不履行和解协议 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

　　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仟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裁判结果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受贿罪 “合办”公司受贿

低价购房受贿 承诺谋利 受贿数额计算 掩饰受贿退赃

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某为其支付的房屋差价款和相关税费61万余元（房价含税费121.0817万元，潘支付60万元）。2006年4月，潘玉梅因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其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而补还给许某某55万元。

此外，2000年春节前至2006年12月，被告人潘玉梅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兼南京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某某人民币201万元和美元49万元、浙江某房地产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范某某美元1万元。2002年至2005年间，被告人陈宁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高某某21万元、迈皋桥办事处副主任刘某8万元。

综上，被告人潘玉梅收受贿赂人民币792万余元、美元50万元（折合人民币398.1234万元），共计收受贿赂1190.2万余元；被告人陈宁收受贿赂559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25日以（2008）宁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玉梅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潘玉梅、陈宁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0日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2009）苏刑二终字第00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潘玉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与陈某共同开办多贺公司开发土地获取“利润”480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时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陈宁时任迈皋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对迈皋桥创业园区的招商工作、土地转让负有领导或协调职责，二人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为陈某低价取得创业园区的土地等提供了帮助，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此期间，潘玉梅、陈宁与陈某商议合作成立多贺公司用于开发上述土地，公司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陈某，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潘玉梅、陈宁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谋取利益，以与陈某合办公司开发该土地的名义而分别获取的480万元，并非所谓的公司利润，而是利用职务便利使陈某低价获取土地并转卖后获利的一部分，体现了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属于以合办公司为名的变相受贿，应以受贿论处。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没有为许某某实际谋取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请托人许某某向潘玉梅行贿时，要求在受让金桥大厦项目中减免100万元的费用，潘玉梅明知许某某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虽然该请托事项没有实现，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不同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的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的房产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购买的房产，市场价格含税费共计应为121万余元，潘玉梅仅支付60万元，明显低于该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潘玉梅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产的行为，是以形式上支付一定数额的价款来掩盖其受贿权钱交易本质的一种手段，应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涉案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开发的房产，在案发前已将房产差价款给付了许某某，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2006年4月，潘玉梅在案发前将购买许某某开发房产的差价款中的55万元补给许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价购房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及时补还巨额差价；潘玉梅的补还行为，是由于许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检察机关找去谈话，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潘玉梅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后，出于掩盖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赃行为。因此，潘玉梅为掩饰犯罪而补还房屋差价款，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

综上所述，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潘玉梅、陈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同时鉴于二被告人均具有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余罪，案发前退出部分赃款，案发后配合追缴涉案全部赃款等从轻处罚情节，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指导案例4号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故意杀人罪 婚恋纠纷引发

坦白悔罪 死刑缓期执行 限制减刑

裁判要点

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时30分许，王志才服农药自杀未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王志才平时表现较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以(2009) 潍刑一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以(2010)鲁刑四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复核确认的事实，以（2010）刑三复22651920号刑事裁定，不核准被告人王志才死刑，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重新审理，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10）鲁刑四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裁判理由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恼怒并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考虑到王志才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被害人亲属不予谅解，要求依法从严惩处，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中 的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刘??⒊：纾?虾４笱Хㄑг海?虾＃?01701）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科技合作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在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样变得十分敏感。因此，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促进国际科技的合作，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维护国家利益。此外，也要同时强调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积极角色。
【关键词】国际科技合作，知识产权保护

The protection of IP o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Liuyu
（Law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170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has been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GDP development.The IP protection is also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So,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use IP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emphasize on using IP to protect the country’s interest.In addition,we should look to the government’s positive role in the IP protec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IP protection

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新的发现和发明层出不穷，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技术是在人类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今天，学科之间渗透日益扩展，使科学技术领域日益扩大，研究开发向纵深发展，使得一些大科学研究项目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环境、大气、海洋等领域的深入研究，都需要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虽然科技合作在国际关系中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是由于国际科技合作对人类社会进步有利，对合作各方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有利，因此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纷纷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本国科技人员参与国际合作，并吸引外国专家、学者参与本国的科研和技术开发工作。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科技合作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在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样变得十分敏感。如同为了防止软件盗版必须对其加密一样，在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此前，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就把知识产权作为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政府也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贸易合作协定中增加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经过谈判，两国政府已于１９９１年４月和１９９２年１月分别对科技合作协定和贸易合作协定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达成了协议。此后，日本、瑞士、俄罗斯、欧共体等一些国家和组织也提出要和我国缔结保护知识产权的协定，合作项目的协议中也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中国政府为了加强知识产权立法，也陆续修改或制订了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例如国家科委于１９９５年２月制订了《关于对外科技合作交流中保护知识产权的示范导则》，以供各部门和各省市在工作中参考[1]。实际上，在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和规则来促进和保护本国的科技发展和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也就成为了国际科技合作中不得不提的重中之重。本文试图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法律保障以及国际科技合作中迫切需要知识产权制度两个角度来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在国际技术合作中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国际科技合作的法律保障
国际科技合作的法律主体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地域，他们之间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由一国国内法律来调整，而必须由国际科技合作协议来调整。这种国际科技合作协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国际条约，二是国际合同。[2]
（一）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条约
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我国已经加入了很多国际条约，其中主要有：《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等等。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国际条约。
实际上，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之间）、知识产权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间科技交往的不平等以及将知识产权与贸易、外交等挂钩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当我们加入国际条约后并不能认为万事大吉，必须要认识到，很多条约的背后是存在强权色彩的。因此，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一方面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促进国际科技的合作，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维护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用两个国家的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进攻性色彩。美国由于经济实力的强劲且技术优势明显，因此其充分利用专利制度来维护其世界经济技术霸主地位。通过这些制度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根据20世纪70年代修改的《关税法》第三百三十七条规定，授权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管理国外进口货物侵犯美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或商业秘密法的案件，以阻止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另一方面控制他国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益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方面，从“特殊301条款”中可见一斑[3]。
第二，印度知识产权制度的防御性色彩。印度政府曾对知识产权制度和现状做过一个并不乐观的分析和判断：印度的国内法律与发达国家的法律不同。例如印度专利法中保护工艺而不保护产品的条款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的强烈批评。但是，政府出于保护国内制药工业和稳定国内药品市场价格的考虑而坚持至今[4]。可以看出，在国际技术合作的对外交往中，印度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利益，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国内产业，体现了防御性的制度倾向。
当然，对上述两个国家的叙述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笔者只是认为，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公约将一个个国家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科技进步的同时更要懂得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己。其实早在2000年科技部在《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曾提到：“要指导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等单位在合作研究开发、合办研究开发机构、人才与信息交流、科技考察、学术会议、科技展览、技术贸易等各类科技合作交流活动中，对科技成果的权属与、分享及保护等做出合理安排，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帮助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有效运用知识产权武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优势、维护优势、发展优势。”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科技管理者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是柄双刃剑，在切实履行我国加入和缔结的国际科技合作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利和义务的同时，加强了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在入世后的今天，我们更要强调这个观点。
那么，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如何进一步完善呢？从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角度来看，笔者认为，
第一，公约中特别是TRIPS协议中知识产权是私权利的观念仍须深化。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从西方社会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人们对这项权利也给予充分认同。而从我国传统来看，“公有”的思想非常浓厚，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往往不能体现个人利益的回归，而被奉献二字所替代，这就直接导致了（1）科技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是人才外流，（2）因成果的投入与个人利益的回归不成比例，科技人员或科研单位申请专利积极性不高，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对这部分成果失效。这一点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尤为关键，提高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必须通过私权利意识的灌输及利益的给予才能实现。近几年特别是入世后，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制度也出台不少，除了个别经济状况好的省市力度较大外，总体给笔者的影响是步伐慢，操作过程中长官意志严重。英国在公有科研机构近年来的动作较大，其为了推进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加速转移和开发以形成切实的生产力，英国政府已将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产生的归国家所有的知识产权改为归项目研究机构所有。他们认为：（1）研究机构作为知识产权的生产者、相关责任的承担者和利益的获得者，对成果最了解，知道如何转化，也了解如何保护；（2）有利于保护研究机构的利益，维护其知识生产的积极性。在任何一个合作研究项目中，研究机构与企业、以及其它合作伙伴相比都属于弱势群体，把国家投入的产出归于研究机构，可以增强其在合作的份量，增加其在合作谈判中的筹码；（3）企业为使用知识产权付出一定的成本，会因此更加珍惜、慎重，进而加快开发应用的速度；（4）企业的慎重反过来会使研究机构对研究成果进行认真、负责的市场分析，从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避免盲目性，降低保护成本[5]。英国的此项政策我们可以充分考虑辨证性采纳。
第二，充分理解公约条款要求，特别关注条约的最低标准。我国在融入国际化的过程中，特别为了达到入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某些强权国家的意志，导致我国某些法律法规竞高，超出了国际条约的最低标准。《软件保护条例》就引起过非常大的争议。在今后的国际科技合作中我们要非常关注此类规范，不能让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保护别人利益的武器而侵害了自己的权益。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司法应该选择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规则作出判决。
第三，加强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乃国际科技合作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中之重。例如印度有关科技组织就十分强调，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关键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意识的普遍提高，并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宣传和普及知识产权知识[6]。笔者认为，我们国家本身在知识产权意识上就有所欠缺，曾经也出现过许多丧失先进科研成果的经济利益之先例，将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成果以炫耀的姿态无偿公布于世，此时丧失的却是科研成果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是同样的道理，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的加强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良好运行大有裨益。我们知道，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离不开人的因素，知识产权制度也不例外。当科技人员研发出科技成果的那一刻起，他的知识产权意识就决定了这项成果的命运：或被隐藏、或被众人无偿使用、或者获得专利保护，其间的差别非常之大。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主体之间进行科技合作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意识的强弱甚至还关系到了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一些发达国家都开始意识到这点的重要性，例如法国研技部于2001年6月公布了《关于公共高教和科研机构制定知识产权章程的建议》，其中提到：应让科技人员、接受培训的实习生和博士生树立良好的知识产权意识，以避免科研成果泄漏。研究人员应该认识到，不能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不能委托其他企业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不能阻挠所在院所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7]。
总之，充分理解知识产权公约、加强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意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和保护国家科技进步和国家安全，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不可忽视。
（二）国际科技合作中的国际合同
国际科技合同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法人和公民之间为合作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而签订的确定各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契约。在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为了维护知识产权人及国家利益，在签订国际科技合同的基础上还需要签订一份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的签订必须遵循合法原则。合同不能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能违反国家科技人员政策，而且必须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科技合作等活动中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应当立足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有利于我方在对外合作中的合法权利。（2）国际科技合作等活动中可以签订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合同，也可以在技术合同中专章、专节订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权利义务。（3）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或条款通常应当包括：技术情报和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他未公开信息的保密；技术成果归属和收益的分成价款、报酬等及其支付方式；违约金或损失的承当责任；对后续技术成果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对第三方侵权的互相通报和协作制止侵权行为，包括在特定国家起诉和应诉的义务和费用分担等。（4）国际科技合作等活动中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应当包括发生纠纷时的法律适用选择以及纠纷处理机制的选择。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不像一般的财产侵权行为那样会导致财物的直接减损，而是表现为特定权利人的法定的垄断权利受到危害，从而致使现实权利或预期收益受损。由于法制观念或者对知识产权认识程度不同等原因，特定权利人往往在侵权行为面前疏于主张权利，而一些被指控侵权者，面对侵权指控却消极应诉，两种态度都不利于合法权益的伸张。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当积极起诉，争取权益；被起诉侵权的则应当积极应诉，力争减轻或免除责任[8]。
笔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合同作为对国际科技合作法律保障中有效的方式之一，用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的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来前瞻式地解决科技合作中的问题，比事后借助法律的介入有效地多，毕竟它是双方当事人自愿意思的表达。也正是如此，在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要重视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建立和完善。

二、国际科技合作知识产权保护中政府的角色
我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有的高度集中型的计划管理模式已经被打破，技术市场在科技运行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此外，技术开发型机构基本走上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自主发展壮大的道路，增强了研究开发和创新的生机与活力。所有的这些都是有利于国际科技合作的。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却一直是薄弱环节。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以及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制度逐渐提升到了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并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知识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日本的知识产权立国战略行动到韩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及《《2002至2006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趋势。从我们国家来看，这种趋势也在加强，特别是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国家科技部在2000年发布了《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充分体现了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管理介入。的确，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角色极其微妙，正如前文所言，一方面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也正是看到这一点，俄罗斯科学院在2001年5月份对下属的科研机构下达了“关于制止损害俄联邦活动的计划”的指示，要求俄科院系统的科研院所向院部提供有关本单位所签署的对外合作协议和合同的情况，要求有关的实验室和学者本人做到：(1)把接到来自国外邀请的情况报告院部，并将邀请复印件交科学院学术秘书备案。(2)将所有外国人参观实验室的情况及时通知科学院外事部门。(3)因公出国人员应向科学院外事部门提供出访总结报告。(4)向院部学术秘书提交在国外刊物上所发表文章的复印件[9]。虽然后来科学院对这个指示做了一定修改，但基本思想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强调加强对科研单位对外科技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与管理的必要。
如今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过贸易和合作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强势国家在这一关系网的强权角色，那么如何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就成为了各国政府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而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国家政府参与其中，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和制度，在遵守国际条约的同时，切实保护好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这个角色是每个政府必须承担的。

三、结 语
在国际科技合作日益密切的今天，知识产权这四个字应该始终放在重要位置。虽然现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越来越完善，但由于国家之间的科技水平仍然存在不平衡，知识产权制度的应用也会造成不平等。因此，必须要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保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科技部网站，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工作[J]，http://www.most.gov.cn
[2]曹昌桢，中国科技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99年版，607页
[3]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145页
[4]张义明，印度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J]，全球科技经济?望，2002年12期
[5]范光，英国在国际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J], 全球科技经济?望，2002年12期
[6]同[4]
[7]王凯， 法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J], 全球科技经济?望，2002年12期
[8]胡慧平, 别让高新技术专利白白溜走[J],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1年11月1日（第三版）
[9]兰天，俄罗斯加强对国际科技合作的监督[J], 全球科技经济?望, 200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