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视收视费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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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视收视费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视收视费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税发(2001)22号
为了规范电视收视费的营业税政策，保证营业税政策的统一性，经研究，现通知如下：
各地电视转播台（或其他单位）向当地用户有偿转播由中央电视台或其他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应由直接向用户收取收视费的电视转播台（或其他单位）按其向用户收取的收视费全额，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营业税。播映电视节目的中央电视台或其他电视台从各地电视转播台（或其他单位）分得的收视费收入，不再缴纳营业税。
200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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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毛德龙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 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 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三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研讨会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省部级课题。
delongmao@yahoo.com.cn（电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
隆林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修正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1997年11月20日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8年6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一、原条例第一条修改为“为了维护隆林各族自治县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自治县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宪法、自治法）规定的原则，依照隆林各族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作为条例第一条。
二、原条例第四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的民族自治地方。”作为条例第五条。
三、新增“本条例是自治县贯彻实施宪法、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自治法规。”“自治县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必须遵守本条例。”分别作为条例第六条第一、二款。
四、原条例“第二章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修改为“第二章自治县自治机关的组织”。
五、原条例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苗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彝族、仡佬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二分之一。”作为条例第八条第
一款。
六、新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要有一定名额和比例的妇女代表。”作为条例第八条第二款。
七、原条例第八条第三款修改为“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所占的比例可高于其人口所占的比例，壮、汉族要有适当的名额。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作为条例第九条。
八、原条例第九条第三款修改为“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主任、局长组成。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作为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
九、新增“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作为条例第十四条。
十、新增“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审理和检察涉及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和民族问题的案件时，除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外，还应当根据本条例和自治县有关单行条例、变通规定或者补充规定。”作为条例第十六条。
十一、原条例“第四章自治县干部队伍建设”修改为“第四章自治县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十二、新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自治法赋予的立法权，依照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作为条例第十七条。
十三、新增“自治县在实施国家法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法规遇到某一特殊问题需要变通或者补充才能保证该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时，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实施。”作为条例第
十八条。
十四、原条例第五条修改为“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自治县经济建设方针和规划，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本县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科学文化
水平。”“自治县在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定、决议、命令和指示遇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自治县的实际作出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决定，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实施。”分别作为条例第十九条第一、二款。
十五、原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三款修改为“自治县招收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时，自治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确定从各民族和农村人口中招收的名额。”“自治县内隶属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事业单位在招收工作人员时，应适当照顾招收自治县内的少数民族公民。”分别作为
条例第二十条第二、三款。
十六、原条例第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培养、聘用国家公务员、其他工作人员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时，应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少数民族人员和妇女干部。”“自治县实行自治民族的干部所占的比例可略高于其民族人口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
作为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
十七、原条例第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政策，引进各类人才，奖励为自治县的民族团结、进步和经济、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国家公务员、其他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十八、原条例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合并改写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自然资源优势，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导向，合理调整产业结构，自主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事业，发展林业、矿产、电力、畜牧和多种经营。”作为条例第二十二条。
十九、原条例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自治县逐步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引进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产业化。”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二十、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耕地管理，非经依法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农业用地，不得乱占滥用耕地。”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二十一、新增“采矿、取土后能够复垦的土地，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负责复垦交回原土地所有权者恢复利用。”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二十二、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民发展冬种农作物，提高耕地利用率。”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二十三、新增“自治县坚持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鼓励集体和个人兴修水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占用或损坏农田水利设施。”“各乡镇应当建立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制度，建设节水型灌溉设施，严格控制非农用建设占用农田灌溉水源。”分别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六款。
二十四、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营林为基础，大力造林，普遍护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逐步增加林业资金投入，发展林业生产。因地制宜调整林种结构，大力发展经济林，加强封山育林和森林防火，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提高森林覆
盖率和林业经济效益。”作为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二十五、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集体、联户和个人承包荒山荒坡植树造林，谁种谁有，允许活立木依法继承、抵押、转让，个人所有的林木可以馈赠。”“农民在自留山和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分别作为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三款。
二十六、新增“为自治县绿化造林提供种苗的单位和个人免征种苗特产税。”作为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款。
二十七、原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用材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自主确定木材年度采伐限额。”作为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二十八、原条例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征收的育林基金、更新改造资金和森林资源保护费留成比例高于一般县，用于发展林业生产。”作为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二十九、原条例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组织或个人按照总体规划合股、合资、独资开发自治县境内的水能资源，发展水电事业。”作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三十、原条例第二十条修改为“凡在自治县境内开发水能资源的组织和个人，应按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原则，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作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三十一、新增“自治县征收的水资源费留成比例高于一般县，用于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作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三十二、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禁止无证开采、无证经营、乱挖滥采等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提供矿产资源地质勘探资料的单位可以资料参股开发自治县境内的矿产资源。”“单位和个人集资修建矿山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的，可以参股兴办矿山企
业。”分别作为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款。
三十三、原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三款和原条例第三十条合并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资源优势，鼓励集体、联户和个人承包山塘、水库经营养殖业，发展以饲养山羊、黄牛等草食动物为主的畜牧业，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殖、疫病防治、畜禽产品加工和运销等服务体系，
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作为条例第二十八条。
三十四、原条例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事业，在国家的支持帮助下，采取集资、民办公助等形式，加强乡村公路建设，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作为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三十五、新增“自治县借贷资金修建的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允许依法收费。”“自治县兴建县、乡、村公路因筹集资金困难需要上级支持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补助。”分别作为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三款。
三十六、原条例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政策，鼓励港澳台胞、海外侨胞、区内外企业、事业单位、科技部门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在自治县兴办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作为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
三十七、新增“自治县内享有资源所有权者，可以用资源所有权参股兴办企业。”作为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
三十八、原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国有、集体和个体商业，促进商品流通。”“自治县的民族贸易企业享受国家运费补贴、利润留成和自有资金的优惠照顾。”分别作为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
三十九、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采取多渠道筹集资金投资修建农贸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四十、原条例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作为条例第三十二条。
四十一、原条例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统一规划，监督管理，保护森林、矿产、土地、水和野生动物、植物等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单位、个人进行建设和生产时，必须做到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止污染和公害，谁污
染谁负责治理。”分别作为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二款。
四十二、原条例第三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安排自治县财政收支和调整财政预算，制定财政管理办法。”作为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四十三、新增“自治县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超基数增量中央返还地方部分全留自治县；地方共享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享受自治区全额返还自治县的照顾。”作为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四十四、原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财政设立民族机动资金和预备费。”作为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
四十五、原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款修改为“自治县财政年度预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财政预算在执行中需部分变更的和财政年度决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作为第三十四条第五款。
四十六、原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帮助贫困乡（镇）、村进行开发性生产。”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四十七、新增“贫困乡（镇）、村在本县县城或者经济、交通较发达的乡（镇）兴办的企业所创属于本县收入的税利大部分或者全部返还贫困乡（镇）。”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四十八、原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鼓励科技人员到贫困乡（镇）、村开展科技扶贫，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
四十九、新增“自治县人民政府规划的移民区的土地归移民使用，生产生活区中的林木和农作物等属移民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款。
五十、新增“凡贫困乡（镇）、村扶贫项目的立项和资金安排，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优先照顾。”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六款。
五十一、原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逐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作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五十二、新增“自治县中学（职业学校）招生时，对边远、贫困、文化基础较差地区的考生和生源较少村屯的考生，可以适当放宽录取条件。”作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款。
五十三、原条例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报考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考生，录取时享受国家的优待。”分别作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款。
五十四、原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学校宅基地、勤工俭学基地和其他公共财产，维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和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校园内墓葬、建庙、放牧和侵占勤工俭学基地等。”作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七款。
五十五、原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机构，加强科技情报、信息的搜集、咨询、交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五十六、新增“自治县实行科技人员岗位考核制度，坚持科技有偿服务和经济责任相结合的原则，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厂矿、企业开展科技活动，推广科研成果。”作为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五十七、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作为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
五十八、原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三款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办好广播、电视、电影、图书、新闻、出版、文化馆（站），广泛开展文化艺术交流，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作为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五十九、原条例第四十八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健全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传统医药、医术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应用。”“经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个人可以开办医疗门诊
、药店，民间医生可以行医。”“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全民爱国卫生宣传教育，提倡树新风，改陋俗，加强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防治和妇幼、老年保健工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和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作为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二、三、四、五款
。
六十、原条例“第五章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修改为“第五章民族关系”。
六十一、原条例第六条第三款修改为“自治县境内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作为条例第四十四条。
六十二、原条例第七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各民族中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各民族公民的法制意识，维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作为条例第四十六条。
六十三、新增“自治县内的国家机关及其他组织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与该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作为条例第四十七条。
六十四、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华侨、归侨、侨眷和港澳台胞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作为条例第四十八条。
六十五、新增“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公章、文件、通行、牌匾等，都必须冠以隆林各族自治县全称。”作为条例第四十九条。
六十六、原条例“第六章自治县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卫生建设”修改为“第六章附则”。
1998年6月26日
毛德龙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 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 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三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研讨会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省部级课题。
delongmao@yahoo.com.cn（电邮）
隆林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修正案
隆林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修正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1997年11月20日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8年6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一、原条例第一条修改为“为了维护隆林各族自治县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自治县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宪法、自治法）规定的原则，依照隆林各族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作为条例第一条。
二、原条例第四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的民族自治地方。”作为条例第五条。
三、新增“本条例是自治县贯彻实施宪法、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自治法规。”“自治县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必须遵守本条例。”分别作为条例第六条第一、二款。
四、原条例“第二章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修改为“第二章自治县自治机关的组织”。
五、原条例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苗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彝族、仡佬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二分之一。”作为条例第八条第
一款。
六、新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要有一定名额和比例的妇女代表。”作为条例第八条第二款。
七、原条例第八条第三款修改为“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所占的比例可高于其人口所占的比例，壮、汉族要有适当的名额。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作为条例第九条。
八、原条例第九条第三款修改为“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主任、局长组成。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作为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
九、新增“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作为条例第十四条。
十、新增“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审理和检察涉及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和民族问题的案件时，除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外，还应当根据本条例和自治县有关单行条例、变通规定或者补充规定。”作为条例第十六条。
十一、原条例“第四章自治县干部队伍建设”修改为“第四章自治县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十二、新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自治法赋予的立法权，依照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作为条例第十七条。
十三、新增“自治县在实施国家法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法规遇到某一特殊问题需要变通或者补充才能保证该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时，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实施。”作为条例第
十八条。
十四、原条例第五条修改为“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自治县经济建设方针和规划，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本县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科学文化
水平。”“自治县在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定、决议、命令和指示遇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自治县的实际作出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决定，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实施。”分别作为条例第十九条第一、二款。
十五、原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三款修改为“自治县招收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时，自治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确定从各民族和农村人口中招收的名额。”“自治县内隶属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事业单位在招收工作人员时，应适当照顾招收自治县内的少数民族公民。”分别作为
条例第二十条第二、三款。
十六、原条例第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培养、聘用国家公务员、其他工作人员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时，应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少数民族人员和妇女干部。”“自治县实行自治民族的干部所占的比例可略高于其民族人口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
作为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
十七、原条例第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政策，引进各类人才，奖励为自治县的民族团结、进步和经济、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国家公务员、其他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十八、原条例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合并改写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自然资源优势，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导向，合理调整产业结构，自主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事业，发展林业、矿产、电力、畜牧和多种经营。”作为条例第二十二条。
十九、原条例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自治县逐步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引进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产业化。”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二十、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耕地管理，非经依法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农业用地，不得乱占滥用耕地。”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二十一、新增“采矿、取土后能够复垦的土地，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负责复垦交回原土地所有权者恢复利用。”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二十二、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民发展冬种农作物，提高耕地利用率。”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二十三、新增“自治县坚持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鼓励集体和个人兴修水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占用或损坏农田水利设施。”“各乡镇应当建立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制度，建设节水型灌溉设施，严格控制非农用建设占用农田灌溉水源。”分别作为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六款。
二十四、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营林为基础，大力造林，普遍护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逐步增加林业资金投入，发展林业生产。因地制宜调整林种结构，大力发展经济林，加强封山育林和森林防火，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提高森林覆
盖率和林业经济效益。”作为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二十五、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集体、联户和个人承包荒山荒坡植树造林，谁种谁有，允许活立木依法继承、抵押、转让，个人所有的林木可以馈赠。”“农民在自留山和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分别作为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三款。
二十六、新增“为自治县绿化造林提供种苗的单位和个人免征种苗特产税。”作为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款。
二十七、原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用材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自主确定木材年度采伐限额。”作为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二十八、原条例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征收的育林基金、更新改造资金和森林资源保护费留成比例高于一般县，用于发展林业生产。”作为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二十九、原条例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组织或个人按照总体规划合股、合资、独资开发自治县境内的水能资源，发展水电事业。”作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三十、原条例第二十条修改为“凡在自治县境内开发水能资源的组织和个人，应按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原则，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作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三十一、新增“自治县征收的水资源费留成比例高于一般县，用于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作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三十二、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禁止无证开采、无证经营、乱挖滥采等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提供矿产资源地质勘探资料的单位可以资料参股开发自治县境内的矿产资源。”“单位和个人集资修建矿山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的，可以参股兴办矿山企
业。”分别作为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款。
三十三、原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三款和原条例第三十条合并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资源优势，鼓励集体、联户和个人承包山塘、水库经营养殖业，发展以饲养山羊、黄牛等草食动物为主的畜牧业，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殖、疫病防治、畜禽产品加工和运销等服务体系，
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作为条例第二十八条。
三十四、原条例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事业，在国家的支持帮助下，采取集资、民办公助等形式，加强乡村公路建设，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作为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三十五、新增“自治县借贷资金修建的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允许依法收费。”“自治县兴建县、乡、村公路因筹集资金困难需要上级支持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补助。”分别作为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三款。
三十六、原条例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政策，鼓励港澳台胞、海外侨胞、区内外企业、事业单位、科技部门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在自治县兴办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作为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
三十七、新增“自治县内享有资源所有权者，可以用资源所有权参股兴办企业。”作为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
三十八、原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国有、集体和个体商业，促进商品流通。”“自治县的民族贸易企业享受国家运费补贴、利润留成和自有资金的优惠照顾。”分别作为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
三十九、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采取多渠道筹集资金投资修建农贸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四十、原条例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作为条例第三十二条。
四十一、原条例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统一规划，监督管理，保护森林、矿产、土地、水和野生动物、植物等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单位、个人进行建设和生产时，必须做到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止污染和公害，谁污
染谁负责治理。”分别作为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二款。
四十二、原条例第三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安排自治县财政收支和调整财政预算，制定财政管理办法。”作为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四十三、新增“自治县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超基数增量中央返还地方部分全留自治县；地方共享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享受自治区全额返还自治县的照顾。”作为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四十四、原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财政设立民族机动资金和预备费。”作为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
四十五、原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款修改为“自治县财政年度预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财政预算在执行中需部分变更的和财政年度决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作为第三十四条第五款。
四十六、原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帮助贫困乡（镇）、村进行开发性生产。”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四十七、新增“贫困乡（镇）、村在本县县城或者经济、交通较发达的乡（镇）兴办的企业所创属于本县收入的税利大部分或者全部返还贫困乡（镇）。”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四十八、原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鼓励科技人员到贫困乡（镇）、村开展科技扶贫，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
四十九、新增“自治县人民政府规划的移民区的土地归移民使用，生产生活区中的林木和农作物等属移民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款。
五十、新增“凡贫困乡（镇）、村扶贫项目的立项和资金安排，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优先照顾。”作为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六款。
五十一、原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逐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作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五十二、新增“自治县中学（职业学校）招生时，对边远、贫困、文化基础较差地区的考生和生源较少村屯的考生，可以适当放宽录取条件。”作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款。
五十三、原条例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报考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考生，录取时享受国家的优待。”分别作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款。
五十四、原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学校宅基地、勤工俭学基地和其他公共财产，维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和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校园内墓葬、建庙、放牧和侵占勤工俭学基地等。”作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七款。
五十五、原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机构，加强科技情报、信息的搜集、咨询、交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五十六、新增“自治县实行科技人员岗位考核制度，坚持科技有偿服务和经济责任相结合的原则，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厂矿、企业开展科技活动，推广科研成果。”作为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五十七、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作为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
五十八、原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三款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办好广播、电视、电影、图书、新闻、出版、文化馆（站），广泛开展文化艺术交流，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作为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五十九、原条例第四十八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健全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传统医药、医术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应用。”“经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个人可以开办医疗门诊
、药店，民间医生可以行医。”“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全民爱国卫生宣传教育，提倡树新风，改陋俗，加强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防治和妇幼、老年保健工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和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作为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二、三、四、五款
。
六十、原条例“第五章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修改为“第五章民族关系”。
六十一、原条例第六条第三款修改为“自治县境内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作为条例第四十四条。
六十二、原条例第七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各民族中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各民族公民的法制意识，维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作为条例第四十六条。
六十三、新增“自治县内的国家机关及其他组织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与该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作为条例第四十七条。
六十四、新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华侨、归侨、侨眷和港澳台胞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作为条例第四十八条。
六十五、新增“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公章、文件、通行、牌匾等，都必须冠以隆林各族自治县全称。”作为条例第四十九条。
六十六、原条例“第六章自治县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卫生建设”修改为“第六章附则”。
1998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