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城市合作银行登记注册有关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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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城市合作银行登记注册有关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城市合作银行登记注册有关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城市合作银行登记管辖的请示》（川工商〔1997〕97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因此，依据《商业银行法》设立的银行，应按《公司法》的规定在其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字样。
二、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可在省一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1997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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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中维护公正
潘曾
刑罚执行，是指有行刑权的司法机关将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的专门机关，负责执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罚的执行，虽然还有看守所和劳教所等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但刑罚执行主要由监狱体现，我国现行的刑罚执行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作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刑罚执行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要求，民主、文明、法治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逐步完善，作为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执行制度，也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公正即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实质含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执法不公，其恶劣后果将是人们对法律信任的危机；对监狱来说，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可能会摧毁千百次的说教。清末人士徐谦认为"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正，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公平不存，正义何在？法治何在？
总体来讲，笔者认为现行的刑罚执行制度在维护公正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我国虽然倡导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罪犯，但教育改造的理念陈旧，方法单一。刑罚执行机关主要采取的是强制犯人被动接受教育改造的方式，普遍做法是将犯人集中关押在大墙内劳动改造，辅之以法制教育和文化教育，教育缺乏层次性，教学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难以适应新时期押犯的不同方面的需要；同时缺乏有效的机制激发、调动犯人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二是犯人人权保护观念不强。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罪犯是少数人和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自由被限制，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刑罚执行中还存在着践踏侵犯犯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部分干警执法简单粗暴，从目前罪犯基本权利保护来看，我们在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和实现刑罚执行职能中，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诸如罪犯超体力、超时限劳动问题；对罪犯体罚、虐待、打骂和歧视问题；罪犯生活卫生标准普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问题；受教育时间得不到保证等等。三是依法执行刑罚的观念不强。法院与监狱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法院负责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但由于不了解犯人的改造情况，只能监狱报什么裁定什么，发挥“橡皮图章”的作用，这就形成了监狱及其干警在刑罚执行中行使权力范围过大，随意性强，容易导致滥用职权、侵犯犯人合法权益和司法腐败。四. 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体制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监狱工作的不正确认识和定位，监狱的职能至今仍呈现出监狱、企业以及办社会高度合一的格局，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利益关系和现实需要，要求监狱警察是多面手，穿着警服当老板、做生意，当着老板、做着生意又要穿警服、要公务员、要吃皇粮、要财政保障。监狱警察究竟是什么、干什么、要什么，道理是什么，都不明白。部分监狱和监狱干警疲于应付生产任务和经济指标，很容易就造成了“生产第一，改造第二”。这种格局严重影响了监狱工作的未来发展，监狱和监狱警察的职能需要纯化。五.减刑与假释操作上存有缺陷，比如犯人要认罪服法这个减刑条件过高且没有可操作性，不利于调动犯人改造的积极性，犯人有可能是“口服心不服”，无从知晓，同时我国法律规定，犯人不服刑事判决有提出申诉的权利。在实际中如果犯人不服刑事判决提出申诉，即被视为不认罪表现，显然这与法律保护犯人申诉权利的精神相违背，也不利于犯人改造；而假释制度，运作上不灵活、过于僵硬，表现在犯人获得假释难，撤销假释也难，监外执行机关对假释犯人的活动缺少有效的制约和处分手段。监狱又很难了解犯人的监外执行情况。
那么应该如何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使得能够体现出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保证减刑和假释的公平、公正。刑罚执行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假释和减刑，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也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对法治的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形成一个监狱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环境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对于减刑和假释的程序和考核标准，一定要透明、合理、制度化，才能做到公正。
在刑罚执行上，我国是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制度的少数国家之一，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假释为主减刑为辅，或单一假释的制度。是扩大减刑的适用范围，还是扩大假释的适用范围，哪个效果会更好？ 根据北京市监狱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减刑后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比假释回归社会人员的犯罪率高，说明假释比减刑刑满释放人员整体矫正质量高。同时在实际操作中，获得假释的服刑人员极少，据统计，我国监狱近十年的假释率仅在0.8%-2.9%之间。假释作为一种刑事执行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励罪犯改过自新，可以弥补长期刑量刑的不当，可以作为罪犯回归社会的桥梁，同时也有助于预防监狱爆满的问题发生。应当适当的扩大假释人员的比例。
现行的减刑、假释是建立在服刑人员考核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的成绩来决定其是否减刑和假释。而日常考核制度是由劳动改造情况、遵纪守法情况、教育改造情况等几方面来综合考察的，但在实际中，根据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下达的文件规定和各个监狱的实际情况，服刑人员的考核重头主要在他的劳动改造方面，即生产产值情况，根据周浦监狱驻狱检察官调查，该监狱有前科的372名罪犯中，其中上次服刑期间被减刑的罪犯255名，占60.48％。虽然这个调查样本不大，但是结论让人很惊讶，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同劳动改造成绩占据了改造成绩的大部分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减刑没有体现了公正，不符合现代行刑理念的要求，况且这方面考核本身就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地方：1.老弱病残犯和年轻力壮的服刑人员相比，就产值来讲，根本不是“对手”，使得一部分老弱病残犯丧失了改造信心，而监狱又没有相关的另外规定，这就是个不公平，服刑人员由于其先天的各种条件和身体素质，在进行劳动改造时，创造产值是又不同的，这和是否积极改造没有关系，监狱应该针对不同素质和条件的服刑人员制定相应的产值考核标准，达标和嘉奖等也要另外设计下达；2.应该改变以产值论考核的现状，要综合考虑，努力使考核制度能体现公平、公正；3.在减刑、假释中要实行程序公开，操作透明，讲明原由，切实维护公正，日常考核中要公开、公平，严格按照考核规范，杜绝暗箱操作，减少干警人为因素；4.加大制度化建设，将监狱的一系列工作程序都用制度化规范起来，一切有章可循，按照规章办事，保证公平、公正。
二、建立和完善罪犯科学分类制度。罪犯的分类制度，是监狱对罪犯进行管理和采取矫正措施的基础，科学的分类制度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对罪犯管理上的公正，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罪犯采取不同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现行的罪犯分类制度，使得监狱在关押罪犯时，类型显得多样化，罪犯在不同服刑时期的分级也显得程序化和草率，一般按照进监时严管，过一年左右普管，依次类推，处遇本身基本处于不运动状态，没有体现出弹性，不管程度好坏，都基本都停留于同一个监狱服刑，比如重刑犯在经过一段时间改造，危害性降低后，却还是和其他有严重危害的罪犯关押在同一监狱，接受着严厉的看守，这样调动不了罪犯积极性，也体现不了公正，监狱应主要依据狱政警戒设施、监管技术装备、警力配备、管理方法、活动范围、劳动方式等因素，分为高度戒备、中度戒备和低度戒备三个等级，分别关押具有相应危险程度的罪犯。同时探索多种形式的分类制度，考虑为不同服刑阶段的罪犯设立专门的监狱，给予不同服刑时期、不同程度的罪犯以不同的相应待遇和矫正方式。
三、提高干警的执法素质，保证执法公正。监狱没有一支懂法、公正执法、高素质执法的队伍，无法体现公平、正义。新时期，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将出现各种新的犯罪类型，犯罪手段和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学历高、知识型的职业经济犯罪将成为新的犯罪动向。总体犯罪将向集团化、智能化、流动化趋势发展。特别是社会底层人群由于心态失衡等原因造成的侵财型等暴力性罪犯也会增多，将给我们监管改造工作带来新的难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就目前监狱干警的知识水平、管理水平、执法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挑战，就泉州监狱而言，大专以上人员占全监人数的73.78%，本科占30%，干警很大一部分为中专毕业，都是通过成人再教育方式取得大专和本科文凭的，基本功不太扎实，没有接受过太系统的教育，通过在基层干警中的一项16人数小范围调查：真正知法、懂法，能向服刑人员解释法的只占5人；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方式仍停留于过去的简单说教，甚至有辱骂现象。监狱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执法对形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具有直接的作用，监狱以及监狱警察应当确立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的意识,这种保障，其实质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只有罪犯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只有监狱警察真正把尊重罪犯权利落到实处，承认罪犯是权利主体，公正才谈得上。在现阶段如果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对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应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
四、纯化监狱职能，进行监狱改革。客观地说，高度合一体制的监狱职能多元化曾经作过历史性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职能分化日益纯化的情况下，很显然，监狱职能多元化已成为制约监狱工作未来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必须从改造人的大局出发，从社会主义监狱惩罚与改造人的职能出发，尽快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为改造科学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注重监狱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创新，使监狱从办企业、办社会中脱离出来，专心致力于改造和矫治，使服刑人员的劳动生产改造成绩不致成为考核的最主要内容。只有脱离了经济利益关系，服刑人员的考核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公正。
监狱公正缺少监督，是不能实现的。目前监狱的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大多流于形式，在新形势下，应当大力加强。从监督形式上看，应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监狱、舆论监督；从过程上看，应包括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从监督内容上看，应包括执法监督、管理监督等。应该从具体的方面着手，如编制罪犯手册，将罪犯从入监到出监，从劳动、学习到接受管理，从减刑、假释到处分、加刑等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浓缩，条理清楚，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如实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监狱工作有关内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如聘请社会名流、党政人士做行风监督员，定期视察监狱，不仅沟通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消除了社会误解，促进了监狱事业的发展等。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 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维护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我们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意义重大，也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我们监狱改革和监狱工作的始终，才能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搞好刑罚执行，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为经济建设和小康社会的最终建成创造良好的条件。
全国首例教案纠纷案所引发的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高丽娅诉四公里小学(以下简称校方)返还教案纠纷案于2006年2月底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四公里小学自动撤回上诉，著作权一审判决生效，高丽娅主张对其所撰写教案享有著作权终于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护。这起全国各大媒体高度关注的我国首例教案纠纷案，虽然因高丽娅的胜诉而告终，但围绕本案诉讼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却令人深思，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教师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高丽娅自与校方发生返还教案本的诉讼纠纷之后，校方即以年度考评末位淘汰的方式迫使高丽娅下岗，而曾在一审当中为高丽娅出庭作证的一位同校教师则在当年考评中仅排在高丽娅之前的倒数第二位。而正是这位被末位淘汰的高老师所撰写的教学论文却在全国范围内拿了一等奖，该校几十位学生家长当年在得悉高丽娅被末位淘汰之后，还曾联名写信给校方和区教委要求挽留高老师。高丽娅认为自己遭到打击报复，向当地教委申诉举报，却如石沉大海，长时间杳无音信。四年来高丽娅一直没有和校方签订聘用合同，只能以临时工的方式被区教委派往其他边远学校支援教学，但又不能享受教师应有的基本福利待遇。上述种种可见教师的基本权益在遭遇行政强权的侵犯时，完全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尊师重教并未得到切实认真的贯彻和提倡。教育是强国之本，如果一个教师连最基本的权益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则何谈提高教育质量，又何谈全民素质的提高呢？
二、司法程序的明显瑕疵揭示审判部门在实践中似乎更多关注如何维护行政强权（或强势力）的权力和地位，而根本忽视对弱者权益的保护。
本案审判程序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本案一审判决之前，一审法院已将本案提交审委会研究直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汇报。一审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根据上级法院的批复意见作出的。在此情况下，高丽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结果可想而知，因为结果在二审之前已经被确定了。这种“先定后审”在我国法院审判实践中相当普遍，它使我国诉讼程序法规定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本案历时近四年，惊动三级法院和检察院，先后经过七次审理才得以尘埃落定，司法资源极度浪费，“先定后审”难辞其咎。立法者也许有必要认真考虑那些被设计并规定好的法律程序在实践中如何得以有效地贯彻的问题。
（二）从事后的结果看，对教案著作权的审理应当作为审理（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所有权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著作权纠纷案件确立了专属管辖原则——由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审理，而对（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所有权的审理又必须有赖于对教案著作权的确认，因此本案一审法官当时即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并告知原告高丽娅先行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确权或侵权之诉，待著作权纠纷判决出台之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但本案的一、二审判决均在其判词当中对于回避不掉的教案著作权问题直接作了不利于原告高丽娅的认定，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另一方面也明显侵害了高丽娅对于其教案的著作权及其应当享有的程序法上的权益。联系到前面提到的一审判决作出之前已经汇报到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如此明显的程序瑕疵几级法院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我们不得不怀疑来自其它方面的干预不恰当地影响了司法独立。
三、通过本案揭示的法律缺陷及空白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应通过立法解决。
本案最终判决高丽娅对其所撰写教案享有著作权，以判例的方式在我国第一次确认了教师的教案应当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以及教案的著作权原则上属于撰写教案的教师，填补了我国著作权法实践方面的一项空白，是著作权法实践的一个进步。
这个判决同时还触及著作权法规定的缺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详细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十种行为，但唯独没有规定导致著作权的唯一物质载体灭失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本案最终判决校方毁失教案本的行为侵犯了高丽娅对于其教案的著作权，填补了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方式的法律空白。但这个结果需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本案唯一未能解决但绝对应予解决的问题是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的所有权问题。综合本案所有判决，只能得出教案的著作权归属于教师，但附载教案内容的教案本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教师所在学校的结论，这在理论上是不可想象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正是为了纠正法院判决适用于实践时可能遭遇的谬误，我们曾创造性地提出本案当中高丽娅撰写教案的过程，就是一个原物（即校方发放的空白教案本）逐渐灭失而新物（即载有高丽娅所写教案内容的教案本）逐渐产生的过程，高丽娅创造了这一新物，就应该是新物的所有权人。虽然这一观点并未被法院采纳，但我们仍然认为它比所有关于教案本所有权的其它观点更具逻辑与现实合理性。
四、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力度还应当大大加强。
本案当中，人民法院虽然没有在由检察机关抗诉启动的再审程序中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但在著作权诉讼中却被迫采纳了检察机关的主要抗诉观点。因此，这一案件仍然可以视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比较成功的范例。需要思考的是：如果继续抗诉，争取本案全面改判会不会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显得更加有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各地检察机关在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在处理与法院关系的问题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协调甚至妥协，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监督。这对民事行政检察到底是强化还是弱化？
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问题：检察机关如何才能在民事行政法律领域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影响力和发言权？各级各地检察机关似乎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考核政治思想、队伍建设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很少有人去关注法律本身的问题。对于法院判决中涉及认识分歧的法律问题、涉及法律空白和缺陷的问题，检察机关往往缺乏意识和勇气进行研究，更谈不上监督。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民事行政法律的司法解释方面，人民法院一家独大，而同样拥有司法解释权的人民检察院却在这方面无所建树。要想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必须加强对法律本身的研究，加强对疑难案例的研究，加强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法律关注，从而取得对于法律本身的发言权，舍此别无他途！
陈晓军
2006年5月25日
潘曾
刑罚执行，是指有行刑权的司法机关将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的专门机关，负责执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罚的执行，虽然还有看守所和劳教所等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但刑罚执行主要由监狱体现，我国现行的刑罚执行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作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刑罚执行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要求，民主、文明、法治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逐步完善，作为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执行制度，也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公正即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实质含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执法不公，其恶劣后果将是人们对法律信任的危机；对监狱来说，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可能会摧毁千百次的说教。清末人士徐谦认为"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正，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公平不存，正义何在？法治何在？
总体来讲，笔者认为现行的刑罚执行制度在维护公正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我国虽然倡导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罪犯，但教育改造的理念陈旧，方法单一。刑罚执行机关主要采取的是强制犯人被动接受教育改造的方式，普遍做法是将犯人集中关押在大墙内劳动改造，辅之以法制教育和文化教育，教育缺乏层次性，教学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难以适应新时期押犯的不同方面的需要；同时缺乏有效的机制激发、调动犯人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二是犯人人权保护观念不强。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罪犯是少数人和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自由被限制，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刑罚执行中还存在着践踏侵犯犯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部分干警执法简单粗暴，从目前罪犯基本权利保护来看，我们在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和实现刑罚执行职能中，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诸如罪犯超体力、超时限劳动问题；对罪犯体罚、虐待、打骂和歧视问题；罪犯生活卫生标准普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问题；受教育时间得不到保证等等。三是依法执行刑罚的观念不强。法院与监狱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法院负责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但由于不了解犯人的改造情况，只能监狱报什么裁定什么，发挥“橡皮图章”的作用，这就形成了监狱及其干警在刑罚执行中行使权力范围过大，随意性强，容易导致滥用职权、侵犯犯人合法权益和司法腐败。四. 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体制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监狱工作的不正确认识和定位，监狱的职能至今仍呈现出监狱、企业以及办社会高度合一的格局，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利益关系和现实需要，要求监狱警察是多面手，穿着警服当老板、做生意，当着老板、做着生意又要穿警服、要公务员、要吃皇粮、要财政保障。监狱警察究竟是什么、干什么、要什么，道理是什么，都不明白。部分监狱和监狱干警疲于应付生产任务和经济指标，很容易就造成了“生产第一，改造第二”。这种格局严重影响了监狱工作的未来发展，监狱和监狱警察的职能需要纯化。五.减刑与假释操作上存有缺陷，比如犯人要认罪服法这个减刑条件过高且没有可操作性，不利于调动犯人改造的积极性，犯人有可能是“口服心不服”，无从知晓，同时我国法律规定，犯人不服刑事判决有提出申诉的权利。在实际中如果犯人不服刑事判决提出申诉，即被视为不认罪表现，显然这与法律保护犯人申诉权利的精神相违背，也不利于犯人改造；而假释制度，运作上不灵活、过于僵硬，表现在犯人获得假释难，撤销假释也难，监外执行机关对假释犯人的活动缺少有效的制约和处分手段。监狱又很难了解犯人的监外执行情况。
那么应该如何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使得能够体现出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保证减刑和假释的公平、公正。刑罚执行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假释和减刑，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也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对法治的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形成一个监狱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环境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对于减刑和假释的程序和考核标准，一定要透明、合理、制度化，才能做到公正。
在刑罚执行上，我国是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制度的少数国家之一，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假释为主减刑为辅，或单一假释的制度。是扩大减刑的适用范围，还是扩大假释的适用范围，哪个效果会更好？ 根据北京市监狱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减刑后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比假释回归社会人员的犯罪率高，说明假释比减刑刑满释放人员整体矫正质量高。同时在实际操作中，获得假释的服刑人员极少，据统计，我国监狱近十年的假释率仅在0.8%-2.9%之间。假释作为一种刑事执行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励罪犯改过自新，可以弥补长期刑量刑的不当，可以作为罪犯回归社会的桥梁，同时也有助于预防监狱爆满的问题发生。应当适当的扩大假释人员的比例。
现行的减刑、假释是建立在服刑人员考核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的成绩来决定其是否减刑和假释。而日常考核制度是由劳动改造情况、遵纪守法情况、教育改造情况等几方面来综合考察的，但在实际中，根据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下达的文件规定和各个监狱的实际情况，服刑人员的考核重头主要在他的劳动改造方面，即生产产值情况，根据周浦监狱驻狱检察官调查，该监狱有前科的372名罪犯中，其中上次服刑期间被减刑的罪犯255名，占60.48％。虽然这个调查样本不大，但是结论让人很惊讶，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同劳动改造成绩占据了改造成绩的大部分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减刑没有体现了公正，不符合现代行刑理念的要求，况且这方面考核本身就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地方：1.老弱病残犯和年轻力壮的服刑人员相比，就产值来讲，根本不是“对手”，使得一部分老弱病残犯丧失了改造信心，而监狱又没有相关的另外规定，这就是个不公平，服刑人员由于其先天的各种条件和身体素质，在进行劳动改造时，创造产值是又不同的，这和是否积极改造没有关系，监狱应该针对不同素质和条件的服刑人员制定相应的产值考核标准，达标和嘉奖等也要另外设计下达；2.应该改变以产值论考核的现状，要综合考虑，努力使考核制度能体现公平、公正；3.在减刑、假释中要实行程序公开，操作透明，讲明原由，切实维护公正，日常考核中要公开、公平，严格按照考核规范，杜绝暗箱操作，减少干警人为因素；4.加大制度化建设，将监狱的一系列工作程序都用制度化规范起来，一切有章可循，按照规章办事，保证公平、公正。
二、建立和完善罪犯科学分类制度。罪犯的分类制度，是监狱对罪犯进行管理和采取矫正措施的基础，科学的分类制度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对罪犯管理上的公正，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罪犯采取不同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现行的罪犯分类制度，使得监狱在关押罪犯时，类型显得多样化，罪犯在不同服刑时期的分级也显得程序化和草率，一般按照进监时严管，过一年左右普管，依次类推，处遇本身基本处于不运动状态，没有体现出弹性，不管程度好坏，都基本都停留于同一个监狱服刑，比如重刑犯在经过一段时间改造，危害性降低后，却还是和其他有严重危害的罪犯关押在同一监狱，接受着严厉的看守，这样调动不了罪犯积极性，也体现不了公正，监狱应主要依据狱政警戒设施、监管技术装备、警力配备、管理方法、活动范围、劳动方式等因素，分为高度戒备、中度戒备和低度戒备三个等级，分别关押具有相应危险程度的罪犯。同时探索多种形式的分类制度，考虑为不同服刑阶段的罪犯设立专门的监狱，给予不同服刑时期、不同程度的罪犯以不同的相应待遇和矫正方式。
三、提高干警的执法素质，保证执法公正。监狱没有一支懂法、公正执法、高素质执法的队伍，无法体现公平、正义。新时期，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将出现各种新的犯罪类型，犯罪手段和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学历高、知识型的职业经济犯罪将成为新的犯罪动向。总体犯罪将向集团化、智能化、流动化趋势发展。特别是社会底层人群由于心态失衡等原因造成的侵财型等暴力性罪犯也会增多，将给我们监管改造工作带来新的难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就目前监狱干警的知识水平、管理水平、执法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挑战，就泉州监狱而言，大专以上人员占全监人数的73.78%，本科占30%，干警很大一部分为中专毕业，都是通过成人再教育方式取得大专和本科文凭的，基本功不太扎实，没有接受过太系统的教育，通过在基层干警中的一项16人数小范围调查：真正知法、懂法，能向服刑人员解释法的只占5人；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方式仍停留于过去的简单说教，甚至有辱骂现象。监狱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执法对形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具有直接的作用，监狱以及监狱警察应当确立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的意识,这种保障，其实质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只有罪犯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只有监狱警察真正把尊重罪犯权利落到实处，承认罪犯是权利主体，公正才谈得上。在现阶段如果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对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应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
四、纯化监狱职能，进行监狱改革。客观地说，高度合一体制的监狱职能多元化曾经作过历史性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职能分化日益纯化的情况下，很显然，监狱职能多元化已成为制约监狱工作未来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必须从改造人的大局出发，从社会主义监狱惩罚与改造人的职能出发，尽快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为改造科学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注重监狱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创新，使监狱从办企业、办社会中脱离出来，专心致力于改造和矫治，使服刑人员的劳动生产改造成绩不致成为考核的最主要内容。只有脱离了经济利益关系，服刑人员的考核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公正。
监狱公正缺少监督，是不能实现的。目前监狱的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大多流于形式，在新形势下，应当大力加强。从监督形式上看，应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监狱、舆论监督；从过程上看，应包括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从监督内容上看，应包括执法监督、管理监督等。应该从具体的方面着手，如编制罪犯手册，将罪犯从入监到出监，从劳动、学习到接受管理，从减刑、假释到处分、加刑等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浓缩，条理清楚，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如实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监狱工作有关内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如聘请社会名流、党政人士做行风监督员，定期视察监狱，不仅沟通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消除了社会误解，促进了监狱事业的发展等。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 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维护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我们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意义重大，也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我们监狱改革和监狱工作的始终，才能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搞好刑罚执行，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为经济建设和小康社会的最终建成创造良好的条件。
全国首例教案纠纷案所引发的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高丽娅诉四公里小学(以下简称校方)返还教案纠纷案于2006年2月底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四公里小学自动撤回上诉，著作权一审判决生效，高丽娅主张对其所撰写教案享有著作权终于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护。这起全国各大媒体高度关注的我国首例教案纠纷案，虽然因高丽娅的胜诉而告终，但围绕本案诉讼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却令人深思，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教师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高丽娅自与校方发生返还教案本的诉讼纠纷之后，校方即以年度考评末位淘汰的方式迫使高丽娅下岗，而曾在一审当中为高丽娅出庭作证的一位同校教师则在当年考评中仅排在高丽娅之前的倒数第二位。而正是这位被末位淘汰的高老师所撰写的教学论文却在全国范围内拿了一等奖，该校几十位学生家长当年在得悉高丽娅被末位淘汰之后，还曾联名写信给校方和区教委要求挽留高老师。高丽娅认为自己遭到打击报复，向当地教委申诉举报，却如石沉大海，长时间杳无音信。四年来高丽娅一直没有和校方签订聘用合同，只能以临时工的方式被区教委派往其他边远学校支援教学，但又不能享受教师应有的基本福利待遇。上述种种可见教师的基本权益在遭遇行政强权的侵犯时，完全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尊师重教并未得到切实认真的贯彻和提倡。教育是强国之本，如果一个教师连最基本的权益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则何谈提高教育质量，又何谈全民素质的提高呢？
二、司法程序的明显瑕疵揭示审判部门在实践中似乎更多关注如何维护行政强权（或强势力）的权力和地位，而根本忽视对弱者权益的保护。
本案审判程序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本案一审判决之前，一审法院已将本案提交审委会研究直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汇报。一审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根据上级法院的批复意见作出的。在此情况下，高丽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结果可想而知，因为结果在二审之前已经被确定了。这种“先定后审”在我国法院审判实践中相当普遍，它使我国诉讼程序法规定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本案历时近四年，惊动三级法院和检察院，先后经过七次审理才得以尘埃落定，司法资源极度浪费，“先定后审”难辞其咎。立法者也许有必要认真考虑那些被设计并规定好的法律程序在实践中如何得以有效地贯彻的问题。
（二）从事后的结果看，对教案著作权的审理应当作为审理（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所有权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著作权纠纷案件确立了专属管辖原则——由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审理，而对（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所有权的审理又必须有赖于对教案著作权的确认，因此本案一审法官当时即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并告知原告高丽娅先行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确权或侵权之诉，待著作权纠纷判决出台之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但本案的一、二审判决均在其判词当中对于回避不掉的教案著作权问题直接作了不利于原告高丽娅的认定，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另一方面也明显侵害了高丽娅对于其教案的著作权及其应当享有的程序法上的权益。联系到前面提到的一审判决作出之前已经汇报到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如此明显的程序瑕疵几级法院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我们不得不怀疑来自其它方面的干预不恰当地影响了司法独立。
三、通过本案揭示的法律缺陷及空白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应通过立法解决。
本案最终判决高丽娅对其所撰写教案享有著作权，以判例的方式在我国第一次确认了教师的教案应当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以及教案的著作权原则上属于撰写教案的教师，填补了我国著作权法实践方面的一项空白，是著作权法实践的一个进步。
这个判决同时还触及著作权法规定的缺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详细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十种行为，但唯独没有规定导致著作权的唯一物质载体灭失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本案最终判决校方毁失教案本的行为侵犯了高丽娅对于其教案的著作权，填补了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方式的法律空白。但这个结果需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本案唯一未能解决但绝对应予解决的问题是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的所有权问题。综合本案所有判决，只能得出教案的著作权归属于教师，但附载教案内容的教案本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教师所在学校的结论，这在理论上是不可想象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正是为了纠正法院判决适用于实践时可能遭遇的谬误，我们曾创造性地提出本案当中高丽娅撰写教案的过程，就是一个原物（即校方发放的空白教案本）逐渐灭失而新物（即载有高丽娅所写教案内容的教案本）逐渐产生的过程，高丽娅创造了这一新物，就应该是新物的所有权人。虽然这一观点并未被法院采纳，但我们仍然认为它比所有关于教案本所有权的其它观点更具逻辑与现实合理性。
四、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力度还应当大大加强。
本案当中，人民法院虽然没有在由检察机关抗诉启动的再审程序中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但在著作权诉讼中却被迫采纳了检察机关的主要抗诉观点。因此，这一案件仍然可以视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比较成功的范例。需要思考的是：如果继续抗诉，争取本案全面改判会不会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显得更加有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各地检察机关在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在处理与法院关系的问题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协调甚至妥协，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监督。这对民事行政检察到底是强化还是弱化？
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问题：检察机关如何才能在民事行政法律领域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影响力和发言权？各级各地检察机关似乎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考核政治思想、队伍建设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很少有人去关注法律本身的问题。对于法院判决中涉及认识分歧的法律问题、涉及法律空白和缺陷的问题，检察机关往往缺乏意识和勇气进行研究，更谈不上监督。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民事行政法律的司法解释方面，人民法院一家独大，而同样拥有司法解释权的人民检察院却在这方面无所建树。要想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必须加强对法律本身的研究，加强对疑难案例的研究，加强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法律关注，从而取得对于法律本身的发言权，舍此别无他途！
陈晓军
2006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