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不再实行增值税税收专用缴款书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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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不再实行增值税税收专用缴款书管理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不再实行增值税税收专用缴款书管理的通知
（财税[2004]1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提高出口退税工作效率，在加强管理的同时简化手续，加快退税进度，进一步支持我国外贸出口，在目前金税工程日趋完善和增值税管理不断加强的基础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对出口企业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不再实行增值税“税收（出口货物专用）缴款书”或“出口货物完税分割单”（以下简称增值税专用税票）管理的规定。具体通知如下：
一、2004年6月1日以后报关出口（以出口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下同）的货物，凡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在2004年6月1日以后开具的，出口企业在申请办理出口退税时，除本通知第五条规定外，免予提供增值税专用税票。
二、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采用国际招标国内中标的机电产品，以及外商投资企业采购的国产设备，凡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是在2004年6月1日以后开具的，中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在申请退税时，除本通知第五条规定外，免予提供增值税专用税票。
三、外贸企业2004年6月1日以后出口的货物、中标企业（不包括生产企业）销售的中标机电产品以及外商投资企业采购的国产设备，从2004年6月1日起（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凡属于从非生产企业购进的，若退税单证齐全，可按规定申请退税。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可按规定批准退税。生产企业出口非自产货物的退税范围，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产品视同自产产品退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2]1170号）执行。
四、生产企业2004年5月31日以前因开具增值税专用税票而多缴的税款，可抵减2004年7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款，未抵减完的，由征税机关经稽核比对，在核实清楚进项发票没有问题，排除企业有偷税行为后，从原入库的金库中办理退库。
五、出口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其出口退税仍实行增值税专用税票管理。出口企业出口的消费税应纳税货物，其消费税专用税票管理办法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出口货物消费税专用缴款书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明电[1993]071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对出口企业2004年5月31日以前出口货物，凡规定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税票的，各级国税机关应按规定及时给予开具，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供货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税票的要求。
七、各级国税机关要加强增值税的征收管理，要加强对未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稽核系统监控范围的增值税进项抵扣凭证管理。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做到应收尽收，防止欠税；同时，要密切监控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以及利用废旧物资普通发票、海关税票和运输发票作为增值税主要抵扣凭证的企业的销售情况。对销售异常增长的货物，以及新办的上述三类企业销售的货物，各级国税机关要加大检查力度，严防犯罪分子利用假抵扣凭证虚开发票，通过流通企业倒入外贸企业等手段，进行骗税活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00四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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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著作权法 著作权限制 价值构造 利益平衡
内容提要: 著作权限制可以理解为著作权人享有之专有权利的例外。著作权限制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从法理学视野看，它是基于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一致的考虑; 从著作权法价值构造视野看，是基于实现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考虑; 从经济学视野看，则是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从著作权制度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著作权限制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安排，成为均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砝码。
国外学者指出: 著作权法赋予作者以独占权，旨在鼓励作者创作，并加以流传散布; 另一方面，限制著作权，以使社会大众适当地接触、使用前人的著作，加值开发，提升学习、创作水平。[1]这一观点体现了著作权法通过建构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机制来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以下将从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入手探讨这一问题。
一、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
著作权限制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人对著作权作品的利用可以不受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制约，既可能是不需要取得其授权和支付费用，也可能是虽然需要支付费用，但不需要取得其授权等形式。著作权限制可以理解为著作权人享有之专有权利的例外。如郑成思教授指出: “知识产权限制是指有的行为本应属于侵犯知识产权人权利的行为，但由于法律把这部分行为作为侵权的例外，从而不再属于侵权。在有些国家的法律中，把权利限制称为专有权所控制的行为之例外”。[2]
著作权限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例如，德国著作权专家雷炳德将其分为因个人使用目的方面的限制、为文化经济而进行的限制以及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限制。胡根霍尔茨针对数字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将其分为促进基本自由的限制、公共利益限制和市场失灵限制等三种类型。从立法模式来看，则有封闭式立法模式和开放式立法模式之分。前者限于在规定的范围内解释，不能进行扩张解释和类推。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模式规定的权利限制与例外有详细的适用条件; 后者则仅规定总的条款用以判断使用作品的行为的合法性，至于具体的行为是否符合权利限制的条件则需要个案分析，如为个人使用而制作复制品是否属于可以豁免的行为需要经过合理使用标准的测试。[3]
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可以从以下不同角度加以认识。
1． 法理学视野: 基于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一致的考虑著作权限制典型地体现了公平正义价值。从利益的角度考察，可以将著作权限制视为作品权益在著作权人和作为一般公众的广大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和调整。从分配正义和公平、正义价值观看，著作权限制体现了作者创作的作品在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传播者之间进行的利益分配和协调，体现了著作权法所追求的分配正义，实质上也反映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观。特别是作者的创作离不开他人的素材、离不开全人类长期的知识积累，巨大的社会资源是其从事知识创造的源泉。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它既是个人智力劳动成果，也包含了对同代人和先辈智力成果的吸收，打上了社会产品的烙印。基于此，著作权人不能对其作品的利用和传播进行绝对的控制，在一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社会公众利用其作品。换而言之，著作权法对其著作权保护不应是绝对的，而应考虑社会公众从其作品中获得必要的利益，如增进知识和学问、获取思想与信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施义高指出: “版权能与客观形态的不断发展———乃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初非著作权人努力所及，诸如著作之播送权，设无广播器等电子设备之发明，著作人可得有著作播送权? 又如，设无摄影机之精良，著作人安得有摄影版权? 设无印刷之长足发展，则文学著作之重制权将微不足道。然则，电子设备、摄影机、印刷发展均非著作权人个人力量所及，是则版权能之扩展，按情理亦不应当由著作权人永久而无限制独占，其理至明。”[4]从权利与义务一致的角度看，著作权人在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一定的社会义务。这种社会义务主要体现为在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利用其作品。
著作权的限制则体现了著作权法对作品使用者法定利益的保障，是因作品而产生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使用者的机制。如在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 案中，法院认为限制授予( 著作权) 作为实现公共目标的重要的手段，旨在促进作者和发明者的创造性活动，并在有限的专有权届满后，允许公众接近他们的智慧产品。之所以需要将作品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使用者，是因为需要满足著作权法的公平价值目标: 正如前面指出的，作品的创作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任何优秀作品的产生是建立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看，作品的诞生不仅是作者智力创造劳动的结晶，也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和社会的共同财富，它不能由作者等著作权人完全独占，而应当保障作品由社会公众适当地接近。因此，“知识财产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作为独占权利为个人所有，受到法律限制的利益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5]
另外，任
何一种法律制度的运行是有成本的，著作权法亦不例外。著
作权保护在给社会带来一定利益的同时，也施加了社会的必
要成本。从维护著作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均衡的
角度来说，授予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也应当受到限制，它不应
妨碍到社会所需要的对作品传播和利用而产生利益的
实现。
[6]
2． 著作权法价值构造视野: 基于实现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考虑
从著作权法之基本宗旨考虑，确保公众参与文化生活，分享思想、知识和信息，增进公共利益是著作权限制的重要理由。著作权法本身具有实现社会目的功能，这在著作权限制中表现更为明显。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解释德国《著作权法》第 52 条: ……在合理范围内所有权人必须容忍那些维护和促进社会共同生活所必要的限制。[7]
著作权法需要保障公众分享负载作品的思想、知识和信息，方便公众接近作品，以此才能广泛地参与文化生活，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推动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上述目标甚至可以从确保文化教育方面的基本人权的角度加以认识: 分享思想、知识和信息，方便地接近作品，是落实公民文化教育权这一基本人权的必要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第 27 条规定: 人人有权自由地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人人对其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从《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看，知识产权被赋予了人权的禀性———知识创造者对其创造性劳动成果享有受保护的专有权利，社会公众为了其自身发展也享有分享他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的权利，这两项权利都是国际社会所确认与保障的基本人权。还如，《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赋予知识产权以人权属性。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也引用《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人权宣言存在一个广义的界定，承认“保护作者的任何由科学、文学和艺术产品带来的道德和物质利益的权利”受到“共享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利益……的权利”的制约与平衡。该报告进一步认为，“以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创作者的独占权为一方，以广泛传播知识的社会目标为另一方，作为两者平衡的一部分，国际著作权规则允许各国对防止非作者使用和在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的复制设置限制”。报告显然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共享、知识传播之间的均衡关系。
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甚至被视为人权的范畴，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手段。可以认为，著作权的人权意义，既包含了对作品这一知识财产的专有性质的保护，也包含了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合理分享与利用。著作权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与其有助于实现“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社会文化自由和科学进步”等人权具有内在的联系。换言之，著作权保护是激励知识创造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知识分享的基本前提。从著作权的人权属性看，著作权法需要解决好著作权人利益与使用者、传播者之间的关系，兼顾各方的利益以实现知识财产的合理分享。[8]由于著作权是一种控制和限制作品自由利用的法律机制，为了保障上述公民基本的文化教育权等基本人权的实现，需要对其施加必要
限制。
著作权保护显然不是仅仅考虑为著作权人谋福利，而是必须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特别是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设计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制度构成上，权利的限制制度是公共利益在版权法上的直接体现。权利限制制度构建了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利益平衡机制，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权利制度体系。[9]确实，公共利益也是实现著作权法价值目标的重要内容。著作权限制体现出的公共利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从尊重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权来解释，这种限制通常有引用权、滑稽模仿权、漫画权、报刊摘编权、模仿权等例外; 其二是与公众利益相吻合，这种限制适用于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构，旨在满足社会对作品的自由使用; 其三是应对市场失败的一些例外，如私人性质的复制。[10]在私人复制情况下，由于其具有非商业性，在传统的复制条件下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不大。允许这种为个人目的而自由使用他人作品的形式，有利于增进社会利益。
3． 经济学视野: 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
著作权保护的经济理性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商品，这些商品创造了市场失败、外部性和适当性等问题。从法律经济学分析方面看，由于著作权法的目标是为对于公众具有价值的作品的创作提供激励，著作权法应该保护这种作品中对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11]
著作权法的经济逻辑表明，
除了关注成本和利益的问题外，也与市场效率具有密切联系，并且更加需要考量市场效率。在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中，用市场的经济回报来激励对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在这种机制中，著作权法允许并鼓励作者对其作品的商业化，而作者从作品商业化中获得潜在或现实的利润则是刺激作者创作作品经济上的重要动因。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作者只有在从作品中获得利益大于创作的各种成本时才有动力从事创作活动。换言之，当创作的成本高于个人获得的利益时，新作品的创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著作权法建立类似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垄断控制形式，为作品的创作及向社会公开提供了经济上的动力。这种作为对进一步的智力创造的激励，也可以看成是著作权保护的利益，看成是著作权保护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是实现知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最佳经济效益的保障。在经济学上，作品是具有非独占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这一特性决定了他人使用不用支付作品创作的成本而免费地获取与使用，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大量搭便车行为出现，从而减损作者的创作动机，使社会知识资源总量造成损失。同时，由于著作权表现为限制、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利用和传播著作权人之作品，赋予独占性的著作权也会使公众接近、使用和传播知识、信息受到阻碍，这样将降低知识资源的利用价值，并最终影响著作权人的经济效益，因为著作权人之著作财产权实现很大程度建立在对其作品的传播和利用上，其自身受到多方面条件限制难以践行。这样，作为制度设计和安排，著作权立法需要找到一种既能激励作者创作和作品传播，又能保障负载作品的思想、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传播与利用的法律机制。对于著作权以适当限制，则可以实现上述两方面目标。著作权限制反映了在一定情况下著作权人对其专有权利的必要让度，节省了交易成本，使著作权作品更加有效率地发挥其价值功用。而且，作品作为著作权的客体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该公共产品属性也是著作权保护之公共利益的源泉。正如有学者指出: 如允许自由接触、散布、复制，以现代科技为传播媒介，可以促使信息广为传播与扩散，共享人类文化资产。但这样会损害作者的创作诱因，难以达到以财产权创造资源有效利用的诱因。这样，如何避免著作权之授予与社会大众接触，利用著作权产生外部效用，并降低其交易成本，即著作权设置于限制之经济合理性。[12]
二、著作权限制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安排
从著作权制度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权利限制的前提是权利的充分保护，这是因为确保公众能够获得作品的前提是存在大量的为社会公众需要的作品，这就需要通过激励作者创作来实现，而在著作权法中激励作者创作的重要机制则是对作者作品予以充分保护。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保护与权利限制因而是并行不悖的。没有权利限制，著作权法确保公众接近作品的目的将无从实现。权利限制成为实现对创作者的激励与公众接近之间平衡的机制。[1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多数版权立法拟订时都考虑在创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独占权与不受作者专有权限制而能自由获取这些作品的社会需要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就版权法律而言，关键是要尊重各方利益的‘平衡’。只有法律赋予作者对其创作享有独占权时，‘利益平衡’才能实现。法律赋予作者对其创作享有独占权一般都附有例外和限制。”[14]
从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是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制度安排。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指出: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时相互一致，有时相互冲突”。[15]著作权限制反映了著作权法对公共利益的重视和保障。在著作权法中，促进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并体现人类知识文化资产，而满足这一公共利益的手段及信息自由，而其实质内涵即信息自由接触、利用、传播、散布与流通。[16]
著作权限制是维护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甚至在整个知识产权法领域，权利限制也是维系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价值构造的基本内核。正如有学者指出: 对于知识产权的限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立法冲动，而是构建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围绕知识产权的各种利益平衡。且利益平衡反映在知识产权制度上的一个表现，就是既要充分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赋予权利人丰富多彩的内容，并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又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对知识产权给予必要的限制。[17]
在知识产权理论中，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种所谓“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即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应被改造为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知识产品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权。为实现这一新的权利构造模式，需要弱化知识产权人禁止实施权的功能，以便于知识产权人以外的人能更有效地利用智慧创造物，然后通过利益分享的形式使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品使用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各得其所，并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18]这一理论也可以很好地用于理解和阐释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在著作权法领域，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是以著作权人对其专有权利作出适当的让步来是实现的，而这在著作权法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就体现于对著作权进行适当限制。
著作权限制成为均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砝码。适当的限制既能够保障对创作、传播作品的激励，又能满足公众对作品的合理需求。法律对于作品著作权和作品本身之间作出的区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著作权不过是一种垄断权，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为作者带来利益，也必须考虑和保障作品使用者利益。在著作权限制过少的情况下，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专有权就会加强，从而危及公众对作品的正常接近，损害作品使用者利益。反之，著作权限制过于严格，则会使著作权人对作品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其创作积极性，最终不利于实现著作权法的文化政策目标。显然，著作权限制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限制标准和程度，以实现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版权是作者利益与使用者( 亦即社会) 利益之间的一种妥协。并且，这是一种暂时的利益平衡。这种体系并非以单个作者为基础。社会之所以授予作者专有权，是因为社会需要从中得到好处。正是通过例外和限制这种平衡才能得到实现”。[19]
注释:
[1]Lyman Ray Patterson ＆ Stanley W． 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nser’s Right 198 ( 1991) ; 转引自引自蔡惠如著: 《著作权之未来发展———论合理使用之价值创新》，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289 页。
[2]郑成思: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法学》2004 年第 9 期。
[3]张今著: 《版权法中私人复制问题研究———从印刷机到互联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第 108～ 112 页。
[4]施义高: 《国际版权法制析论》( 上册)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第 81 页。
[5]吴汉东: 《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 ＜ 知识产权协议 ＞ 和 ＜ 世界人权公约 ＞ 为对象》，《法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
[6]冯晓青著: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6 页。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
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余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余府发〔2006〕46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现将《新余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新余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本市廉租住房制度，解决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根据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和建设部、民政部《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廉租住房，是指由政府为符合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或以低廉的租金提供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普通住房。
未达到本办法规定的基本住房需要，且又符合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标准的家庭，可以申请廉租住房。
第三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房产管理局是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城镇廉租住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房产部门），市财政、建设、规划、民政、物价、国土资源、税务等部门以及渝水区、新余经济开发区、仙女湖区和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廉租住房建设和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应当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
本办法所称租赁补贴，是指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本办法所称实物配租，是指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本办法所称租金核减，是指产权单位按照市政府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城镇居民最低收入家庭给予租金减免。
第六条 廉租住房分小套和中套，小套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中套建筑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
第七条 廉租住房的租金标准和租赁补贴实行政府定价，由市物价部门会同市房产、财政部门制定，租金标准根据维持廉租住房在预定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所必须支出的维修费、管理费进行测算；租赁补贴标准根据住房出租市场行情测算，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八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的来源，实行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渠道筹集的原则，主要包括：
㈠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㈡市人民政府每年按土地出让净收益的5%提取的资金；
㈢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计提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管理费用等费用后的余额；
㈣社会捐赠的资金；
㈤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九条 廉租住房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发放、廉租住房的购建、维修和物业管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廉租住房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应接受监察、审计、财政等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廉租住房的来源主要包括：
㈠政府出资收购的住房；
㈡社会捐赠的住房；
㈢腾空的公有住房；
㈣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
㈤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应当以收购现有住房为主，限制集中兴建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应当优先面向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及其它急需救助的家庭。
第十一条 新建廉租住房，其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并在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对收购旧住房作为廉租住房，以及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第十二条 申请廉租住房的家庭（以下简称申请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㈠申请家庭中至少有一人为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非农业常住户口且居住3年以上（含3年），家庭成员必须在本市工作和生活，相互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
㈡家庭人均收入在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且经民政部门审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
㈢申请家庭为无房户，或者现有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未达到本市公布的租住廉租住房的保障面积标准。
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由市房产部门会同市财政、民政、国土资源等部门拟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本市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暂定为人均使用面积9平方米，今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住房情况变化适时调整，但调整后的面积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60% 。
第十三条 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烈属、孤老、重残和因受灾导致无房的家庭，应当优先安排廉租住房。
第十四条 申请家庭由户主作为申请人，户主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
申请人应当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受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申请材料：
㈠居住地民政部门出具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者申请家庭成员单位、或者居住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收入证明；
㈡申请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现住房情况证明，提供房屋所有权证、租住公房或私房租赁合同，无房户应特别注明；
㈢申请人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
申请人为非户主的，还应当出具其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共同签名的书面委托书。
第十五条 受理机关收到廉租住房申请材料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时间从申请人补齐资料的次日起计算；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材料齐备后，受理机关应当及时签署意见并将全部申请资料移送给市房产部门。
第十六条 接到受理机关移交的申请资料后，市房产部门应当会同市民政等部门组成审核小组予以审核，并通过查档取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人口、收入和住房情况进行调查。申请家庭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市房产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审核决定。
第十七条 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市房产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经审核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由市房产部门在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将审核决定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不得少于15日。
第十八条 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市房产部门予以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经公示有异议的，市房产部门应在10日内完成核实。经核实异议成立的，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说明不登记的理由。
第十九条 市房产部门应当根据可以提供的廉租住房情况和可以用于补贴廉租住房的资金来源情况，确定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户数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已登记的申请家庭户数少于或者等于本年度确定提供的廉租住房保障户数时，申请家庭即为廉租住房保障享受人；已登记的申请家庭户数多于本年度确定提供的廉租住房保障户数时，由市房产部门按照规定条件排队轮候。经市民政等部门认定的由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或抚养人、优抚对象、重度残疾等原因造成困难的家庭可优先予以解决。
轮候期间，申请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市房产部门，经审核后，市房产部门应对变更情况进行变更登记，不再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由市房产部门取消其资格。
属于前款规定的轮候家庭，在下年度申请廉租住房时，于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
第二十条 租赁住房补贴面积标准为家庭配租人口乘人均住房使用面积9平方米减去原住房使用面积，其认定方式包括：
㈠低保家庭配租人口以《新余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标明的保障人口为准；优抚对象家庭配租人口以持证人与配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人口为准；
㈡按照现住房使用面积计算，配租家庭可增配到人均使用面积9平方米；
㈢因无房暂住在单位的办公、业务用房、集体宿舍或借住非直系亲属家，且本市直系亲属无房或有房但居住困难的家庭，可视为无房。
第二十一条 已准予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应当与市房产部门签订《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协议》。协议应当明确租赁住房补贴标准、停止廉租住房补贴的规定及违约责任。廉租补贴家庭按照协议约定，可以根据居住需要选择适当的住房，在与出租人达成租赁意向后，报市房产部门审查。经审查同意后，方可与房屋出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报市房产部门备案。市房产部门按规定标准向该家庭发放租赁补贴，并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出租人，用于冲减房屋租金。
第二十二条 已准予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当与廉租住房产权人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合同应当明确廉租住房情况、租金标准、腾退住房方式及违约责任等主要内容。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缴纳租金，并按约定的期限腾退原有住房。
确定为实物配租的最低收入家庭不接受配租方案的，原则上不再享受实物配租资格，市房产部门可视情况采取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或其他保障方式对其实施住房保障。
第二十三条 已准予租金核减的家庭，由市房产部门出具租金核减认定证明，到房屋产权单位办理租金核减手续。
第二十四条 市房产部门应当在发放租赁住房补贴、配租廉租住房或租金核减后一个月内将结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
第二十五条 享受廉租住房待遇的最低收入家庭应当按年度向市房产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市房产部门应当每年会同市民政等有关部门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的收入、人口及住房等状况进行复核，并按照复核结果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资格、方式、额度等进行及时调整，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合同到期后，需要继续租住廉租住房的，承租人应当在合同期满前的1个月内向市房产部门提出续租申请，如实申报家庭的收入、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市房产部门应当及时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承租条件的，承租人可续签租赁合同；不符合承租条件的，承租人应当退回廉租住房。
第二十七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下列情况之一，由市房产部门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收回承租的廉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租赁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
㈠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本市租住廉租住房的最低收入标准的；
㈡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面积超出本市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住房标准的；
㈢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㈣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㈤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第二十八条 轮候的申请家庭对市房产部门的审核、轮候结果、配租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房产部门申诉。
第二十九条 申请家庭违反本办法，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由市房产部门取消其轮候资格；已骗取廉租住房保障的，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或者退出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房标准租金的差额，或者补交核减的租金，情节恶劣的，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市房产部门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后，应当在5日内书面通知当事人，说明理由。享受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将承租的廉租住房在规定的期限内退回。逾期不退回的，市房产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市房产部门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廉租住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或者对已批准的廉租住房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分宜县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关键词: 著作权法 著作权限制 价值构造 利益平衡
内容提要: 著作权限制可以理解为著作权人享有之专有权利的例外。著作权限制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从法理学视野看，它是基于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一致的考虑; 从著作权法价值构造视野看，是基于实现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考虑; 从经济学视野看，则是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从著作权制度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著作权限制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安排，成为均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砝码。
国外学者指出: 著作权法赋予作者以独占权，旨在鼓励作者创作，并加以流传散布; 另一方面，限制著作权，以使社会大众适当地接触、使用前人的著作，加值开发，提升学习、创作水平。[1]这一观点体现了著作权法通过建构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机制来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以下将从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入手探讨这一问题。
一、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
著作权限制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人对著作权作品的利用可以不受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制约，既可能是不需要取得其授权和支付费用，也可能是虽然需要支付费用，但不需要取得其授权等形式。著作权限制可以理解为著作权人享有之专有权利的例外。如郑成思教授指出: “知识产权限制是指有的行为本应属于侵犯知识产权人权利的行为，但由于法律把这部分行为作为侵权的例外，从而不再属于侵权。在有些国家的法律中，把权利限制称为专有权所控制的行为之例外”。[2]
著作权限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例如，德国著作权专家雷炳德将其分为因个人使用目的方面的限制、为文化经济而进行的限制以及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限制。胡根霍尔茨针对数字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将其分为促进基本自由的限制、公共利益限制和市场失灵限制等三种类型。从立法模式来看，则有封闭式立法模式和开放式立法模式之分。前者限于在规定的范围内解释，不能进行扩张解释和类推。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模式规定的权利限制与例外有详细的适用条件; 后者则仅规定总的条款用以判断使用作品的行为的合法性，至于具体的行为是否符合权利限制的条件则需要个案分析，如为个人使用而制作复制品是否属于可以豁免的行为需要经过合理使用标准的测试。[3]
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可以从以下不同角度加以认识。
1． 法理学视野: 基于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一致的考虑著作权限制典型地体现了公平正义价值。从利益的角度考察，可以将著作权限制视为作品权益在著作权人和作为一般公众的广大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和调整。从分配正义和公平、正义价值观看，著作权限制体现了作者创作的作品在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传播者之间进行的利益分配和协调，体现了著作权法所追求的分配正义，实质上也反映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观。特别是作者的创作离不开他人的素材、离不开全人类长期的知识积累，巨大的社会资源是其从事知识创造的源泉。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它既是个人智力劳动成果，也包含了对同代人和先辈智力成果的吸收，打上了社会产品的烙印。基于此，著作权人不能对其作品的利用和传播进行绝对的控制，在一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社会公众利用其作品。换而言之，著作权法对其著作权保护不应是绝对的，而应考虑社会公众从其作品中获得必要的利益，如增进知识和学问、获取思想与信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施义高指出: “版权能与客观形态的不断发展———乃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初非著作权人努力所及，诸如著作之播送权，设无广播器等电子设备之发明，著作人可得有著作播送权? 又如，设无摄影机之精良，著作人安得有摄影版权? 设无印刷之长足发展，则文学著作之重制权将微不足道。然则，电子设备、摄影机、印刷发展均非著作权人个人力量所及，是则版权能之扩展，按情理亦不应当由著作权人永久而无限制独占，其理至明。”[4]从权利与义务一致的角度看，著作权人在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一定的社会义务。这种社会义务主要体现为在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利用其作品。
著作权的限制则体现了著作权法对作品使用者法定利益的保障，是因作品而产生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使用者的机制。如在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 案中，法院认为限制授予( 著作权) 作为实现公共目标的重要的手段，旨在促进作者和发明者的创造性活动，并在有限的专有权届满后，允许公众接近他们的智慧产品。之所以需要将作品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使用者，是因为需要满足著作权法的公平价值目标: 正如前面指出的，作品的创作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任何优秀作品的产生是建立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看，作品的诞生不仅是作者智力创造劳动的结晶，也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和社会的共同财富，它不能由作者等著作权人完全独占，而应当保障作品由社会公众适当地接近。因此，“知识财产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作为独占权利为个人所有，受到法律限制的利益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5]
另外，任
何一种法律制度的运行是有成本的，著作权法亦不例外。著
作权保护在给社会带来一定利益的同时，也施加了社会的必
要成本。从维护著作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均衡的
角度来说，授予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也应当受到限制，它不应
妨碍到社会所需要的对作品传播和利用而产生利益的
实现。
[6]
2． 著作权法价值构造视野: 基于实现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考虑
从著作权法之基本宗旨考虑，确保公众参与文化生活，分享思想、知识和信息，增进公共利益是著作权限制的重要理由。著作权法本身具有实现社会目的功能，这在著作权限制中表现更为明显。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解释德国《著作权法》第 52 条: ……在合理范围内所有权人必须容忍那些维护和促进社会共同生活所必要的限制。[7]
著作权法需要保障公众分享负载作品的思想、知识和信息，方便公众接近作品，以此才能广泛地参与文化生活，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推动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上述目标甚至可以从确保文化教育方面的基本人权的角度加以认识: 分享思想、知识和信息，方便地接近作品，是落实公民文化教育权这一基本人权的必要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第 27 条规定: 人人有权自由地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人人对其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从《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看，知识产权被赋予了人权的禀性———知识创造者对其创造性劳动成果享有受保护的专有权利，社会公众为了其自身发展也享有分享他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的权利，这两项权利都是国际社会所确认与保障的基本人权。还如，《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赋予知识产权以人权属性。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也引用《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人权宣言存在一个广义的界定，承认“保护作者的任何由科学、文学和艺术产品带来的道德和物质利益的权利”受到“共享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利益……的权利”的制约与平衡。该报告进一步认为，“以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创作者的独占权为一方，以广泛传播知识的社会目标为另一方，作为两者平衡的一部分，国际著作权规则允许各国对防止非作者使用和在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的复制设置限制”。报告显然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共享、知识传播之间的均衡关系。
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甚至被视为人权的范畴，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手段。可以认为，著作权的人权意义，既包含了对作品这一知识财产的专有性质的保护，也包含了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合理分享与利用。著作权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与其有助于实现“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社会文化自由和科学进步”等人权具有内在的联系。换言之，著作权保护是激励知识创造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知识分享的基本前提。从著作权的人权属性看，著作权法需要解决好著作权人利益与使用者、传播者之间的关系，兼顾各方的利益以实现知识财产的合理分享。[8]由于著作权是一种控制和限制作品自由利用的法律机制，为了保障上述公民基本的文化教育权等基本人权的实现，需要对其施加必要
限制。
著作权保护显然不是仅仅考虑为著作权人谋福利，而是必须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特别是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设计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制度构成上，权利的限制制度是公共利益在版权法上的直接体现。权利限制制度构建了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利益平衡机制，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权利制度体系。[9]确实，公共利益也是实现著作权法价值目标的重要内容。著作权限制体现出的公共利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从尊重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权来解释，这种限制通常有引用权、滑稽模仿权、漫画权、报刊摘编权、模仿权等例外; 其二是与公众利益相吻合，这种限制适用于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构，旨在满足社会对作品的自由使用; 其三是应对市场失败的一些例外，如私人性质的复制。[10]在私人复制情况下，由于其具有非商业性，在传统的复制条件下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不大。允许这种为个人目的而自由使用他人作品的形式，有利于增进社会利益。
3． 经济学视野: 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
著作权保护的经济理性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商品，这些商品创造了市场失败、外部性和适当性等问题。从法律经济学分析方面看，由于著作权法的目标是为对于公众具有价值的作品的创作提供激励，著作权法应该保护这种作品中对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11]
著作权法的经济逻辑表明，
除了关注成本和利益的问题外，也与市场效率具有密切联系，并且更加需要考量市场效率。在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中，用市场的经济回报来激励对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在这种机制中，著作权法允许并鼓励作者对其作品的商业化，而作者从作品商业化中获得潜在或现实的利润则是刺激作者创作作品经济上的重要动因。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作者只有在从作品中获得利益大于创作的各种成本时才有动力从事创作活动。换言之，当创作的成本高于个人获得的利益时，新作品的创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著作权法建立类似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垄断控制形式，为作品的创作及向社会公开提供了经济上的动力。这种作为对进一步的智力创造的激励，也可以看成是著作权保护的利益，看成是著作权保护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是实现知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最佳经济效益的保障。在经济学上，作品是具有非独占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这一特性决定了他人使用不用支付作品创作的成本而免费地获取与使用，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大量搭便车行为出现，从而减损作者的创作动机，使社会知识资源总量造成损失。同时，由于著作权表现为限制、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利用和传播著作权人之作品，赋予独占性的著作权也会使公众接近、使用和传播知识、信息受到阻碍，这样将降低知识资源的利用价值，并最终影响著作权人的经济效益，因为著作权人之著作财产权实现很大程度建立在对其作品的传播和利用上，其自身受到多方面条件限制难以践行。这样，作为制度设计和安排，著作权立法需要找到一种既能激励作者创作和作品传播，又能保障负载作品的思想、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传播与利用的法律机制。对于著作权以适当限制，则可以实现上述两方面目标。著作权限制反映了在一定情况下著作权人对其专有权利的必要让度，节省了交易成本，使著作权作品更加有效率地发挥其价值功用。而且，作品作为著作权的客体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该公共产品属性也是著作权保护之公共利益的源泉。正如有学者指出: 如允许自由接触、散布、复制，以现代科技为传播媒介，可以促使信息广为传播与扩散，共享人类文化资产。但这样会损害作者的创作诱因，难以达到以财产权创造资源有效利用的诱因。这样，如何避免著作权之授予与社会大众接触，利用著作权产生外部效用，并降低其交易成本，即著作权设置于限制之经济合理性。[12]
二、著作权限制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安排
从著作权制度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权利限制的前提是权利的充分保护，这是因为确保公众能够获得作品的前提是存在大量的为社会公众需要的作品，这就需要通过激励作者创作来实现，而在著作权法中激励作者创作的重要机制则是对作者作品予以充分保护。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保护与权利限制因而是并行不悖的。没有权利限制，著作权法确保公众接近作品的目的将无从实现。权利限制成为实现对创作者的激励与公众接近之间平衡的机制。[1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多数版权立法拟订时都考虑在创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独占权与不受作者专有权限制而能自由获取这些作品的社会需要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就版权法律而言，关键是要尊重各方利益的‘平衡’。只有法律赋予作者对其创作享有独占权时，‘利益平衡’才能实现。法律赋予作者对其创作享有独占权一般都附有例外和限制。”[14]
从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是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制度安排。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指出: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时相互一致，有时相互冲突”。[15]著作权限制反映了著作权法对公共利益的重视和保障。在著作权法中，促进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并体现人类知识文化资产，而满足这一公共利益的手段及信息自由，而其实质内涵即信息自由接触、利用、传播、散布与流通。[16]
著作权限制是维护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甚至在整个知识产权法领域，权利限制也是维系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价值构造的基本内核。正如有学者指出: 对于知识产权的限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立法冲动，而是构建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围绕知识产权的各种利益平衡。且利益平衡反映在知识产权制度上的一个表现，就是既要充分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赋予权利人丰富多彩的内容，并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又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对知识产权给予必要的限制。[17]
在知识产权理论中，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种所谓“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即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应被改造为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知识产品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权。为实现这一新的权利构造模式，需要弱化知识产权人禁止实施权的功能，以便于知识产权人以外的人能更有效地利用智慧创造物，然后通过利益分享的形式使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品使用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各得其所，并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18]这一理论也可以很好地用于理解和阐释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在著作权法领域，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是以著作权人对其专有权利作出适当的让步来是实现的，而这在著作权法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就体现于对著作权进行适当限制。
著作权限制成为均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砝码。适当的限制既能够保障对创作、传播作品的激励，又能满足公众对作品的合理需求。法律对于作品著作权和作品本身之间作出的区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著作权不过是一种垄断权，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为作者带来利益，也必须考虑和保障作品使用者利益。在著作权限制过少的情况下，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专有权就会加强，从而危及公众对作品的正常接近，损害作品使用者利益。反之，著作权限制过于严格，则会使著作权人对作品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其创作积极性，最终不利于实现著作权法的文化政策目标。显然，著作权限制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限制标准和程度，以实现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版权是作者利益与使用者( 亦即社会) 利益之间的一种妥协。并且，这是一种暂时的利益平衡。这种体系并非以单个作者为基础。社会之所以授予作者专有权，是因为社会需要从中得到好处。正是通过例外和限制这种平衡才能得到实现”。[19]
注释:
[1]Lyman Ray Patterson ＆ Stanley W． 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nser’s Right 198 ( 1991) ; 转引自引自蔡惠如著: 《著作权之未来发展———论合理使用之价值创新》，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289 页。
[2]郑成思: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法学》2004 年第 9 期。
[3]张今著: 《版权法中私人复制问题研究———从印刷机到互联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第 108～ 112 页。
[4]施义高: 《国际版权法制析论》( 上册)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第 81 页。
[5]吴汉东: 《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 ＜ 知识产权协议 ＞ 和 ＜ 世界人权公约 ＞ 为对象》，《法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
[6]冯晓青著: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6 页。
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余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余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余府发〔2006〕46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现将《新余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新余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本市廉租住房制度，解决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根据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和建设部、民政部《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廉租住房，是指由政府为符合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或以低廉的租金提供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普通住房。
未达到本办法规定的基本住房需要，且又符合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标准的家庭，可以申请廉租住房。
第三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房产管理局是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城镇廉租住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房产部门），市财政、建设、规划、民政、物价、国土资源、税务等部门以及渝水区、新余经济开发区、仙女湖区和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廉租住房建设和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应当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
本办法所称租赁补贴，是指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本办法所称实物配租，是指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本办法所称租金核减，是指产权单位按照市政府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城镇居民最低收入家庭给予租金减免。
第六条 廉租住房分小套和中套，小套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中套建筑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
第七条 廉租住房的租金标准和租赁补贴实行政府定价，由市物价部门会同市房产、财政部门制定，租金标准根据维持廉租住房在预定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所必须支出的维修费、管理费进行测算；租赁补贴标准根据住房出租市场行情测算，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八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的来源，实行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渠道筹集的原则，主要包括：
㈠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㈡市人民政府每年按土地出让净收益的5%提取的资金；
㈢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计提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管理费用等费用后的余额；
㈣社会捐赠的资金；
㈤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九条 廉租住房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发放、廉租住房的购建、维修和物业管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廉租住房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应接受监察、审计、财政等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廉租住房的来源主要包括：
㈠政府出资收购的住房；
㈡社会捐赠的住房；
㈢腾空的公有住房；
㈣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
㈤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应当以收购现有住房为主，限制集中兴建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应当优先面向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及其它急需救助的家庭。
第十一条 新建廉租住房，其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并在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对收购旧住房作为廉租住房，以及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第十二条 申请廉租住房的家庭（以下简称申请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㈠申请家庭中至少有一人为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非农业常住户口且居住3年以上（含3年），家庭成员必须在本市工作和生活，相互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
㈡家庭人均收入在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且经民政部门审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
㈢申请家庭为无房户，或者现有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未达到本市公布的租住廉租住房的保障面积标准。
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由市房产部门会同市财政、民政、国土资源等部门拟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本市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暂定为人均使用面积9平方米，今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住房情况变化适时调整，但调整后的面积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60% 。
第十三条 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烈属、孤老、重残和因受灾导致无房的家庭，应当优先安排廉租住房。
第十四条 申请家庭由户主作为申请人，户主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
申请人应当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受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申请材料：
㈠居住地民政部门出具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者申请家庭成员单位、或者居住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收入证明；
㈡申请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现住房情况证明，提供房屋所有权证、租住公房或私房租赁合同，无房户应特别注明；
㈢申请人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
申请人为非户主的，还应当出具其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共同签名的书面委托书。
第十五条 受理机关收到廉租住房申请材料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时间从申请人补齐资料的次日起计算；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材料齐备后，受理机关应当及时签署意见并将全部申请资料移送给市房产部门。
第十六条 接到受理机关移交的申请资料后，市房产部门应当会同市民政等部门组成审核小组予以审核，并通过查档取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人口、收入和住房情况进行调查。申请家庭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市房产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审核决定。
第十七条 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市房产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经审核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由市房产部门在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将审核决定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不得少于15日。
第十八条 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市房产部门予以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经公示有异议的，市房产部门应在10日内完成核实。经核实异议成立的，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说明不登记的理由。
第十九条 市房产部门应当根据可以提供的廉租住房情况和可以用于补贴廉租住房的资金来源情况，确定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户数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已登记的申请家庭户数少于或者等于本年度确定提供的廉租住房保障户数时，申请家庭即为廉租住房保障享受人；已登记的申请家庭户数多于本年度确定提供的廉租住房保障户数时，由市房产部门按照规定条件排队轮候。经市民政等部门认定的由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或抚养人、优抚对象、重度残疾等原因造成困难的家庭可优先予以解决。
轮候期间，申请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市房产部门，经审核后，市房产部门应对变更情况进行变更登记，不再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由市房产部门取消其资格。
属于前款规定的轮候家庭，在下年度申请廉租住房时，于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
第二十条 租赁住房补贴面积标准为家庭配租人口乘人均住房使用面积9平方米减去原住房使用面积，其认定方式包括：
㈠低保家庭配租人口以《新余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标明的保障人口为准；优抚对象家庭配租人口以持证人与配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人口为准；
㈡按照现住房使用面积计算，配租家庭可增配到人均使用面积9平方米；
㈢因无房暂住在单位的办公、业务用房、集体宿舍或借住非直系亲属家，且本市直系亲属无房或有房但居住困难的家庭，可视为无房。
第二十一条 已准予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应当与市房产部门签订《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协议》。协议应当明确租赁住房补贴标准、停止廉租住房补贴的规定及违约责任。廉租补贴家庭按照协议约定，可以根据居住需要选择适当的住房，在与出租人达成租赁意向后，报市房产部门审查。经审查同意后，方可与房屋出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报市房产部门备案。市房产部门按规定标准向该家庭发放租赁补贴，并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出租人，用于冲减房屋租金。
第二十二条 已准予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当与廉租住房产权人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合同应当明确廉租住房情况、租金标准、腾退住房方式及违约责任等主要内容。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缴纳租金，并按约定的期限腾退原有住房。
确定为实物配租的最低收入家庭不接受配租方案的，原则上不再享受实物配租资格，市房产部门可视情况采取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或其他保障方式对其实施住房保障。
第二十三条 已准予租金核减的家庭，由市房产部门出具租金核减认定证明，到房屋产权单位办理租金核减手续。
第二十四条 市房产部门应当在发放租赁住房补贴、配租廉租住房或租金核减后一个月内将结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
第二十五条 享受廉租住房待遇的最低收入家庭应当按年度向市房产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市房产部门应当每年会同市民政等有关部门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的收入、人口及住房等状况进行复核，并按照复核结果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资格、方式、额度等进行及时调整，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合同到期后，需要继续租住廉租住房的，承租人应当在合同期满前的1个月内向市房产部门提出续租申请，如实申报家庭的收入、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市房产部门应当及时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承租条件的，承租人可续签租赁合同；不符合承租条件的，承租人应当退回廉租住房。
第二十七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下列情况之一，由市房产部门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收回承租的廉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租赁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
㈠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本市租住廉租住房的最低收入标准的；
㈡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面积超出本市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住房标准的；
㈢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㈣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㈤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第二十八条 轮候的申请家庭对市房产部门的审核、轮候结果、配租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房产部门申诉。
第二十九条 申请家庭违反本办法，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由市房产部门取消其轮候资格；已骗取廉租住房保障的，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或者退出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房标准租金的差额，或者补交核减的租金，情节恶劣的，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市房产部门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后，应当在5日内书面通知当事人，说明理由。享受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将承租的廉租住房在规定的期限内退回。逾期不退回的，市房产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市房产部门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廉租住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或者对已批准的廉租住房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分宜县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