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城市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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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

1993年10月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机关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费、罚款和没收财物，是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几年来，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超越职权乱设收费、罚没项目，有的将收费和罚没收入与部门的经费划拨和职工奖金、福利挂钩，有的坐支、留成甚至挥霍滥用收费和罚没收入。这不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负担，而且助长了不正之风，腐蚀了干部，影响了国家机关的形象。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工作部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即“收支两条线”）的问题规定如下：
一、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范围
行政性收费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机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行使其管理职能，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的费用。
罚没收入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处罚所取得的罚没款以及没收赃物的折价收入。
在法律、法规之外，任何地方、部门和个人均无权擅自设置收费、罚没项目。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对本级各部门、各单位的收费和罚没情况进行清理，凡越权自行设立的收费、罚没项目，要一律取消。
二、各级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收费和罚没项目的规定。收费、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绝不允许将收费、罚没收入与本部门的经费划拨和职工的奖金、福利挂钩，严禁搞任何形式的提留、分成和收支挂钩。各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不得给执收、执罚单位和个人下达收费、罚没收入指标。
三、各种行政性收费收入，应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逐步纳入预算管理。所收款项，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应根据执收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分别作为本级财政的预算收入，上缴同级国库。
有关罚没收入的归属，按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各级执收部门，应在每年11月15日以前，将下一年度各项收费收入和相关的行政管理补助支出编入本部门的预算草案，报本级财政部门审核，财政部门要在预算中做出安排。执行中，如果收入和支出情况发生变化，有关部门应及时提出调整预算的方案，报本级财政部门审批。
行政管理补助支出预算应明确列出具体项目和数额。支出项目和范围，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突破或变动。
执罚部门的预算和财务管理办法，按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为了统一反映各地区、各部门行政性收费的收支情况，在国家预算收入科目“其他收入类”中增设“行政性收费收入”“款”级科目，反映行政性收费的收入情况，下面可按部门设置“项”级科目；在国家预算支出科目“其他支出类”中增设“行政管理补助支出”“款”级科目，反映执行行政性收费所需的开支，下面可按部门设置“项”级科目。
罚没收入适用的预算科目，按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各级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所取得的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应在3日内上缴国库。对零星收入，帐面余额不足1000元的，经本级财政部门同意，可每15日上缴一次；达到1000元的，应即时上缴国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截留、坐支、挪用、私分。
在将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上缴国库时，应使用“一般缴款书”。有关单位应按《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认真办理缴库手续。
七、为保证行政、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对行政、司法机关办公、办案等所需的正常经费要给予保证。绝不允许行政、司法机关搞创收。在预算安排上对这些部门不得实行“差额管理”或“自收自支管理”。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应根据有关部门人员的报酬以及行政管理、办理公务等所需的正常经费和办案等所需的特殊经费（含对办案人员的奖励），合理安排预算拨款，保证其正常工作的开展。
八、各级执收、执罚部门，应在每年2月底以前，根据上一年度的各项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和经费补助支出编制本部门的决算草案，报本级财政部门审批。
九、各级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收费、罚没票据。
中央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使用的收费、罚没票据，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地方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使用的收费、罚没票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定和印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票据的领发、使用、缴销、保管制度，并严格管理，堵塞漏洞。
十、各级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应加强对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的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核算制度。
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的监督和检查。对拖欠、截留、坐支、挪用、私分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实行提留、分成和收支挂钩办法或者下达罚没收入指标的，要按违反财经纪律论处，情节严重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领导人的法律责任。
十一、过去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一律依照本规定执行。


对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几点思考

魏晓军


　　刑事和解，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在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正确运用刑事和解是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但刑事和解也面临着众多疑惑，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思考
　　一、审查起诉阶段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目前的刑事和解，主要是围绕民事赔偿展开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和解、协商和交易过程，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民事和解加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把民事和解当作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撤案或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有如下特点：    
　　1、适用和解案件比例较少。在刑事和解案件中，最花时间和精力的就是做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沟通协调工作，很多案件往往是检察机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精力，但往往得不到双方的信任，并有可能引起一方或双方的误解，认为是在包庇袒护另一方，导致和解失败，仍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吃力不讨好，由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承办人往往不愿意做刑事和解工作，而是选择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     
　　2、处理和解案件的时间较长。由于被害人与加害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及过程，有时对已商定好的赔偿数额会反悔，反反复复，使得办案时间普遍较长。       
　　3、和解案件在处理方式上不平衡。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刑事和解尚处于探索过程中，各地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不同，表现在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上。在经济赔偿和解中，有的检察机关不参与和解，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有的则主持和解，有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在刑事责任处置上，有的在双方达成和解后作出相对不起诉，有的建议公安撤案，有的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    
　　二、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面临的实践难题      
　　1、检察机关的思想认识不统一。刑事和解与否成为同类案件同类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处理上不同的关键，有的检察人员认为与罪刑法定原则有冲突，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是否要依法追究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应该以其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责条件为依据，而不是以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成和解为依据，“和解”并不是可以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定充要条件。而公诉案件是国家追究犯罪的行为，是不是犯罪、怎么追究、是否追究，不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也不以被害人的原谅为前提。二是容易伤及法律的权威，因为和解以后，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处理，这有违刑事法同等对待的原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印象，最终会影响长久的和谐，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2、检察官角色难定位。检察官们普遍对于如何摆正自己在刑事和解中的角色感到困惑。一方面，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精神的指引下，检察官有积极推动刑事和解工作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检察官所担负的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责又与其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息讼做法相矛盾。鉴于检察官主持和解与其作为追诉者的身份不符，可能导致当事人产生抵触或者猜疑心理，而且检察官主持和解可能使双方的协商受到来自检察官方面的压力，不利于确保和解协议的达成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愿，比如加害人可能担心不接受被害人的漫天要价会受到检察官的不利对待；被害人则可能担心拒绝与加害人协商，会使检察官做出对其不利的处理。承办人普遍对于主持和解持慎重态度。   
　　3、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与审查起诉期限及办案人员紧张相矛盾。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一般只有一个月，而刑事和解程序一般要经过告知、和谈、签署协议、履行协议、审批、经科室及检委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宣布等环节，每个环节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从而使办案周期拉长，所花费的精力增多，这些都是检察人员不愿意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重要原因，并直接影响刑事和解的适用率。  
　　4、和解确定的解决方式单一。从司法实践看，经济赔偿成为刑事和解的唯一解决方式。经济赔偿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被害人的物质、精神损失，但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并不全能由经济赔偿代替，经济赔偿是否到位从实质上决定着刑事和解能否达成，从而在社会上容易造成刑事和解就是“赔钱免刑”或“拿钱买刑”的印象。这种单一的“以偿代刑”方式，易使一部分有钱人凭借刑事和解逃避刑事责任，使无赔偿能力的人无法选择刑事和解程序，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     
　　5、缺乏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现行和解机制中没有社区代表的参与，检察机关注重的是加害人是否履行了和解协议，即是否赔付被害人经济损失，而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加害人的矫正和回归则往往不是检察机关一家所能办到的。这无疑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另一价值追求——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
　　三、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程序的探索     
　　1、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刑事和解案件，作为调停人。我国的《宪法》第１１１条第二款规定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检察机关充当调停人不但案多人少、期限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可能会引起双方当事人的误解，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正是最佳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当调停人有利于公平公正和高效快捷地处理案件。
　　 2、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在刑事和解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条件限制，有些刑事和解的案件并不能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社会关系需要慢慢恢复，有的违法行为需要慢慢矫治，有的可能需要社会帮助，在整个刑事和解的模式和程序中，检察机关不是惟一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刑事和解必须增强社区的参与力。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故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必须关注犯罪者的矫治和回归工作，社区、学校、单位、家庭等各方要积极参与，必须注重恢复环境的建设，不能出现一“放”了之的倾向。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在进行尝试，在不同社区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可作为代表社区利益参与刑事和解的代表人，并由其监督犯罪人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中的约定，进行社区公益活动，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美化公共环境、开展公益事业及服务社会福利机构等，或在犯罪人违反刑事和解，逃避责任的情况下，代表社区向检察院提起申请，要求裁决撤销原刑事和解协议，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      
　　3、和解内容多样化。经济赔偿应该成为通常的方式但不是必须的方式，赔偿数额参照轻伤自诉案件，明确赔偿范围，确定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赔偿额度范围。除赔偿损失外，增加其他处置手段。笔者认为，应该从立法上增加非监禁化处置措施，如训诫、具结悔过、社会帮教、劳动赔偿、社区公益劳动等，以供刑事和解适用。对于加害人无赔偿能力的，可以适用劳动赔偿令，选择直接为被害人劳动或是参加一些有偿劳动获得的报酬全部支付给被害人的方式进行和解，这样保证给每个情节轻微的加害人同样的和解机会，保证公平公正，以防止社会上认为的刑事和解是“赔钱买刑”的错误观念的形成。    
　　4、采用听证会的形式，保证和解程序的公开透明，防止权力的滥用。由案件主办人员主持，加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受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亲属，加害人生活社区或就读学校人员、工作单位人员参与，公开听取加害人、被害人、代理人及相关部门等人员的意见，并允许关注案件的群众进行旁听和监督，然后进行协商。符合条件的，制作刑事和解协议书，在主办人员的监督下，双方签字生效，以增加刑事和解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