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一篇: 关于修订印发河源市区环境噪声污染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下一篇: 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08年度常州市农业产业化经营优秀龙头企业的决定

国务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的决议


（1958年3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四次会议通过）

1958年3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四次会议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


第一条 为了改进劳动组织，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和妥善地处理工人、职员的退职问题，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国营、公私合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以下简称企业、机关）的工人、职员，合于下列情况之一的，按照退职处理：
（一）年老体衰，经劳动鉴定委员会或者医师证明不能继续从事原职工作，在本企业、机关内部确实无轻便工作可分配，而又不合退休条件的；
（二）本人自愿退职，其退职对于本单位的生产或工作并无妨碍的；
（三）连续工龄不满三年，因病或非因工负伤而停止工作的时间满一年的；
（四）录用后在六个月以内，发现原来有严重慢性疾病，不能坚持工作的。
第三条 符合第二条规定的工人、职员退职的时候，由企业、机关按照下列标准一次发给退职补助费：连续工龄不满一年的，发给一个月的本人工资；一年以上至十年的，每满一年，加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十年以上的，从第十一年起，每满一年，加发一个半月的本人工资。但是退职补助费的总额，最高不得超过三十个月的本人工资。
符合第二条（一）项条件的工人、职员退职的时候，其退职补助费除按本条规定发给外，另加发四个月的本人工资；符合第二条（三）项条件的工人、职员退职的时候，其退职补助费除按本条规定发给外，另加发二个月的本人工资。
第四条 工人、职员退职的时候，本人和他们的供养直系亲属前往居住地点途中所需用的车船费、行李搬运费、旅馆费和伙食补助费，由所在企业、机关按照本单位现行的行政经费开支的规定办理。
第五条 本规定所说的连续工龄的计算办法：企业的工人、职员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计算本企业工龄的规定办理；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按照“国务院关于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退休时计算工作年限的暂行规定”办理。
第六条 本规定所说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人、职员退职前最后一个月的计时工资标准。凡在退职前确因年老体衰调做轻便工作而降低工资的，按照调动工作前最后一个月的计时工资标准计算；如果调动工作不止一次的，按照第一次调动工作前最后一个月的计时工资标准计算。
第七条 工人、职员的退职，由所在企业、机关行政决定，取得同级工会同意以后执行。如果是领导人员退职，还必须报送任免机关批准后执行。
工人、职员退职的时候，由所在企业、机关办理退职手续，并填发“退职人员证明书”。
第八条 按本规定发给退职工人、职员的各项费用，应该由所在企业、机关从本单位行政费项下开支。
第九条 本规定不适用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未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和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试行的“国营企业工人、职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草案）”及各地区、各部门过去发布的有关工人、职员退职的规定同时废止。但是，过去已经退职的人员，不再按本规定重新处理。
第十一条 本规定的实施细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制定发布施行。



关于“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 马文瑞

关于工人、职员的退职问题，国务院1955年年底发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和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2年年初发布试行的“国营企业工人、职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草案）”，都作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两个办法都未公开发布，没有为广大职工所了解；过去一个时期中各单位对这项工作也不够重视，没有认真执行；加之原办法的某些规定不尽恰当，例如“国营企业工人、职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草案）”中所规定的退职条件限制过严（只限于身体衰弱不能工作，又不合于退休条件，自请退职的职工），而退职的待遇标准又偏低（退职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的本人工资总额），以致不少应该退职的职工，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退职。某些已经退职的职工，处理的办法和待遇也不相同，有的根据前述两个办法处理，有的自行拟定办法经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地方劳动部门同意后进行处理，职工对此有些意见。因此，目前很需要重新制定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企业和机关统一执行的退职办法，适当地规定职工退职的条件和待遇标准，以利妥善地处理工人、职员的退职问题，使退职人员能够得到适当的安排和照顾，同时也能够达到改进劳动组织，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的目的。
按照新制订的这个规定，需要作退职处理的是属于如下几种情况的职工：
一种情况是年老体衰，经劳动鉴定委员会或者医师证明不能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在本企业、机关确实无轻便工作可分配，又不合退休条件的。这类职工一般是工龄短、条件不够享受退休待遇的。但是这些职工实际上已经不能继续从事工作，如果仍然留在生产或工作岗位上，不但对于精简和健全机构、提高生产、工作效率不利，对他们本人的身体也很不相宜。如果实事求是按照退职处理，发给一定数量的退职补助费，让他们退职后安心休息或者从事一些副业生产、家务辅助劳动，对于国家和他们本人，都是更为妥当的。
另一种情况是本人自愿退职，而其退职对于本单位的生产或工作并无妨碍的。这类职工的自愿退职，或者因为本人的条件不适宜于现任工作，或者愿意从其他方面另谋工作（例如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因为家庭需要愿意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只要生产或者工作上离得开，就可以退职。但是，个别生产或工作上离不开的职工，如果不顾整体利益，为了个人目的而强求离职的话，应该以辞职或者自动离职论，不能按照退职处理，不得享受本规定的待遇。为了巩固劳动纪律，这样一种限制是必要的。
再一种情况是担任工作时间不久（连续工龄不满三年），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长期（一年以上）停止工作的。这类职工对生产或工作的贡献还不多，但是给所在单位的负担却很重，在本单位已经负责治疗一年多而仍然不能恢复健康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应该按照退职处理的。否则，要所在单位更长期地包下来，那是不合理的。至于连续工龄超过三年的职工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长期停止工作的时候，仍然按照病伤假待遇，除了本人根据本规定第二条（二）项的规定自愿退职的以外，不作退职处理。因为这类职工工作已经较久，对生产或者工作的贡献较多，给予他们的待遇，理应与担任工作不久、贡献还不多的职工有所区别。为了要区别待遇，就不能不有个界限。那末为什么要把区别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恰恰规定为连续工龄三年呢？可不可以规定为二年或者四年呢？我们考虑到，连续工龄不满二年的因病伤长期停止工作的职工，其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一年多，工作一年多就要公家长期养起来，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规定以连续工龄四年或者五年为界限，那末，不仅因为这部分职工已经可以算做工作时间较久、贡献较多的，并且，那样还会造成退职的面过宽，也是不妥当的。因此，还以规定连续工龄三年为界限较宜。日后执行中如果发现这样规定不尽恰当，可以再考虑作必要的修改。
还有一种情况是新参加工作的职工，由于录用的时候体格检查不严，在到职初期（六个月以内）发现原来患有严重慢性疾病，不能坚持工作的，也应该按照退职处理。如果把这类职工勉强留在企业、机关里，于公于私都是不适当的。
关于职工退职时候的待遇问题，这个规定中本着尽可能地照顾退职人员的精神，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穷、生产水平还相当低的实际情况，对于退职补助费作了适当的规定，除了按照退职人员的工龄长短发给退职补助费而外，对于年老体衰和长期患病的人员，还另有照顾。退职补助费的最高额为三十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所以要规定为三十个月，是因为能够领取这个数目的退职人员，须有二十三年连续工龄，而按照退休规定，一般工龄满二十五年、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的，就可以退休，不按退职处理。因此，退职补助费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最高限额。按照规定的标准，据有些企业、机关的测算，退职人员（除了工龄特别短的以外）一般的可以领到几百元以至一、二千元的退职补助费，足够维持本人几年以至十年以上的生活。这样的待遇标准，按照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可以说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因为退职人员的家庭情况很不相同，有些人员如果在退职后家庭生活发生困难，可以由当地政府按照社会救济办法适当解决。另外，有些退职人员日后重新具备就业条件要求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由当地政府按照一般社会就业问题适当处理。
退职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于某些职工按照退职处理，是照顾了国家整体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的，是符合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的。但是，要做好这件工作，不仅需要有正确的办法，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掌握得当。这个规定实施的时候，各单位都应该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到公平合理，务使执行的结果真正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妥善地安排退职人员。
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由于在目前整风精简中有一些职工需要退休或者退职，现在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已经发布施行，这个退职暂行规定也需要早日发布，以利更妥善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为此，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这个草案能予批准，在批准后由国务院暂以草案发布试行，同时发动职工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再根据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作必要的修改后正式发布施行。




WTO与政府执政理念

马怀德


　　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最大挑战的将是政府。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是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的准确定位。从长远看，入世将对政府权力行使规则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的角色也会因此发生转变，所以，我们应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一个全新的思考。

　　由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传统的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守夜警察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照顾社会的家长作用。普通百姓也认定政府是他们衣食住行的唯一依靠。于是，政府的职能日渐增加，机构不断膨胀，地位日趋显赫，行使权力也自然没有什么界限可言。而事实上，这是传统计划经济造就的一个神话，也是人治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应该要求它万能；否则，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全能政府的执政理念必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的20年消除了普通百姓头脑中什么事都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话，那么，这次入世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无边的状态，为实现有限政府的合理目标扫清障碍。

　　由神秘政府走向透明政府

　　距离可以产生美，神秘可以产生权威。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氛围中保持权威的。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处于不公开状态，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职责权限，到权力的运行规则和方式，乃至工作程序都很难为“外人”所知。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各种政策和决定就是在这样的习惯性思维中出台和实施的。必须看到，虽然神秘产生了所谓的权威，但同时，也产生了距离和隔膜，特别是由于“暗箱操作”带来的腐败问题暴露了神秘政府的最大弊端。近年来，人们对于公开的要求日益强烈，各类所谓的公开也蔚然成风，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这些公开显得虚泛和乏力。人们对“公开”变“空开”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随着中国入世，公开问题已经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了。因为政府承诺的及时通知义务、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行政决定义务、设立咨询点义务等，无一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要求，不容回避。很显然，透明政府是治愈政府腐败痼疾的一副良药。至于在透明政府下是否会丧失政府权威的问题，在我看来，丧失的不是权威，而是特权，这也正是人们希望的。

　　由“任性”政府走向守信政府

　　“任性”政府的行为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很多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看来，政府权力是可以随意行使不受约束的。郑重的承诺瞬间可以改变，严肃的法律可以化为笑谈，今天我可以批准你办公司，明天又可以说政府批错了。这与WTO规则要求的政策和贸易措施的透明、可预见性和法的安定性是完全不符的。因为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承诺，在法律适用和实施方面将采用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关贸总协定》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应当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所有的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货物贸易的若干专门协定中也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法律方面必须信守诺言，如果不能做到统一、公正、合理，那么，不仅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还将背离政府管理目标，影响行政效率，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它所带来的损失不仅是短期内的经济损失，更是长远的信誉损失。所以，加入WTO以后，我们首先应当解决政府的守信问题。当然，政府是否守信，不单是政府官员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问题，更是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的观念和责任问题。只有当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深刻的了解，认识到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赋予，必须在合法的范围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力，错误行使权力必须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树立起政府守信的观念。

　　由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

　　政府行使权力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甚至忘却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始终认为政府就是用来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谈到权力，大家你争我夺，实践中不断出现抢夺处罚权、强制权、发证权、收费权的立法纷争和执法冲突，也产生了层层审批、处处盖章、公文旅行、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式官僚主义。谈到责任，个个退避三舍，想方设法为自己留出不受监督的领地，形成了很多法院不能审查的权利救济真空。权力政府在权力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为可怕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消解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事实上，承担责任是政府的第一要义，它不仅意味着政府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拒绝应该行使的权力也是一种失职，还意味着违法行使权力必须承担法律责任。WTO规则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保障司法审查原则，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政府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由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

　　过去我们的政府往往与企业或者经济集团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当政府负担起大多数企业的盈亏盛衰责任时，正义的天平难免会发生倾斜。尤其当政府官员的升迁奖惩与部门或者地方经济利益、企业效益挂钩时，更难保持政府的中立与公平。一个陷入利益瓜葛的政府不可能是公平的政府，也就难以发挥政府的规制协调和裁决功能。从以往的教训不难看出，政府开办的企业、市场有时会成为政府机关攫取私利的手段，有时也会让政府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不仅破坏了公平和谐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地位。加入WTO以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不仅要求政府在各个贸易成员国之间保持公平和中立，而且也意味着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可见，从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已经是大势所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