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确定劳动保障规划财务工作定点联系城市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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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38号)


　　《郑州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业经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市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代　市　长　朱天宝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郑州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




　　第一条　为适应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保障和改善企业退休职工生活，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按规定应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


　　第三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办理退休、退职手续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直到死亡：
　　（一）按国家有关规定达到退休、退职条件并办理了退休、退职手续；
　　（二）企业和职工按规定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十年以上。


　　第四条　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追加养老金和生活补贴三部分组成。


　　第五条　基础养老金按下列比例计发：
　　（一）退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十年及其以上的，按本人退职时一年度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十五计发；
　　（二）退休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十年不满十五年的，按本人退休时上一年度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计发；
　　（三）退休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十五年以其以上的，按本人退休时上一年度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计发。


　　第六条　企业和职工本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十年及其以上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每满一年，按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百分之一点四计发追加养老金。


　　第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退休、退职职工应享受的各种生活补贴仍按原规定执行。


　　第八条　符合国家规定的退休、退职条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后，按下列标准一次性发给养老补助费：
　　（一）缴费满一年不满五年的，每满一年按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二个月的标准计发；
　　（二）缴费满五年不满十年的，每满一年按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三个月的标准计发。


　　第九条　职工退休、退职后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从退休的下一年起，每年七月一日，按上一年度本省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七十五调整一次，负增长时不作调整。
　　具体调整比例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根据本市企业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确定。


　　第十条　本办法施行后，国家、省、市新规定的各种生活补贴或原规定的生活补贴提高计发标准的，其金额高于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增加额的，只发差额部分；低于或等于增加额的，不再发给。


　　第十一条　职工退休、退职后的医疗费、宿舍冬季取暖补贴、生活困难补助、易地安置的安家补助费以及死亡后的丧葬补助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救济费等，仍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前获得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的职工，退休时仍保持其荣誉称号的，可按下列规定增发基础养老金：
　　（一）获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先进生产（工作）者等称号的，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中的特等、一等、二等奖获得者（集体奖指主要发明者或作者），可按本人退休时上一年度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九增发；
　　（二）获得省或中央部级或部队军级单位授予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特等功、一等功称号的，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进行奖、发明奖中的三等奖得者，省、部级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中的特等、一等奖获得者（集体奖指主要发明者或作者），可按本人退休时一年度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增发；
　　（三）维护或抢救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安全以及对敌斗争中有特殊功绩，受到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的，可按本人退休时上一年度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增发。
　　本办法施行后获得上款规定的荣誉称号的职工，可由所在单位为其办理补充养老保险，退休时不再提高基本养老保险金计发比例。


　　第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前曾在海拔三千五百公尺以上地区工作累计满十五年的，按本人退休时上一年度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增发基础养老金；满十五年以上，按本人退休时一年度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增发基础养老金。


　　第十四条　本办法施行前从事井下、高温和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等特殊工种的职工退休、退职时，按国家规定折算增加的工龄，只和为计算其他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实际缴费年限加折算工龄满十年的，由一次性支付改为按月支付。
　　本办法施行后上款规定的职工的折算增加工龄，不作为计发基础养老金的缴费年限。


　　第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后退休、退职的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本办法计发。按原办法以一九九三年底标准工资为基数计算所得的退休、退职费，高于按本办法计算所得的基本养老金，高出部分予以保留，但以后每年按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增加待遇时予以冲减，直到冲完为止；按本办法计算所得的退休、退职费，高于按原办法以一九九三年底标准工资计算的基本养老金，高出百分之十以上部分不予计发。


　　第十六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退休、退职的职工，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仍按原办法计发，但每年可按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调整退休、退职费。


　　第十七条　退休、退职职工应享受的各项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已经纳入社会统筹的，由社会保险机构支付，未纳入社会统筹的，由职工所在单位支付。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从一名卫生执法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说开去

韩怀忠

　 据媒体报道，2006年年７月13日凌晨３时许，27岁的杨守峰因腹痛来到郑州市十八里河镇站马屯新村，在张法合无证非法开设的“康复门诊”内就医，张法合在听取了患者叙述的病情后，对其实施氨基比林与654－2混合注射、５种以上的口服抗菌药物重复用药，并对其进行洁霉素与庆大霉素混合输液。杨守峰在输液的过程中，突然出现头晕、恶心等异常症状。张法合虽进行心脏按摩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120医生到达时，杨守峰已死亡。

　 郑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结论指出：“张法合在对杨守峰治疗中存在多种问题，杨守峰符合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其死亡可能与张法合临床用药不规范有关。”

　 2007年初，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行医罪，依法判处张法合有期徒刑10年零６个月。但此案并未就此了结，在办理张法合案件的同时，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检察院将目光投向了郑州市管城区卫生监督所监督一科科长刘军锋身上，并于2007年8月13日，将其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公诉至管城区人民法院。读到这则消息，除了为被起诉的卫生执法人员惋惜外，确实还有如鲠在喉的感觉。

　 因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案件并不少见，而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公诉至法院的卫生执法人员并不多，正如无证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事件屡见不鲜，而没听说有哪个交警因此被公诉至法院一样。因为无论是非法行医还是无证驾驶，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的存在与负有监管责任的人尽没尽责划上等号。

　 各级卫生执法机构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多么艰难，只要在“谷歌”上搜索一下“黑诊所”就知道了，与此相关信息多达33万余条，这些与黑诊所相关的信息，往往又都与另外两个词相关联：一个是夺命，另一个是取缔（或查封、捣毁）。这一方面说明黑诊所在危害人民健康，另一方面说明，各级卫生执法机构在极力履行监管职责，查办非法行医行为，净化医疗服务市场。黑诊所之所以屡禁不绝，绝不单纯是一个地方的卫生执法人员监管没到位的问题，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医疗保障不健全，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使得小诊所成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外来打工者的最先选择，黑诊所也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

　 其次，卫生监管不力，这主要源于多年来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一支专门从事医疗市场监管的执法队伍，虽然近年来成立的卫生监督局（所）将医疗市场监管列入了自己的职能，但队伍数量不足、执法水平不高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监管不力的现象存在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体制而产生的问题，不能让具体负责监管的个人承担责任。

　 再其次，在现实情况下，非法行医的特殊性使得卫生执法人员很是无能为力。以本案为例，新闻中提到，对当地诊所负有卫生监督责任的刘军锋，曾在2006年３月带领本科室卫生监督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了这家诊所，只是因其未开门营业，就放弃检查。一方面我们不能原谅刘军锋在那以后的3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再次对其进行检查，另一方面，我们也体谅他的难处，一是人员少，监管面宽，可能没顾过来，二是在现实社会里，许多黑诊所都是隐藏在行医者的住家内，有的也没有明显标识，卫生执法人员很难发现，更无权进入其住房内进行检查，即使查到了，其诊室内往往只放几个空药箱，一个听诊器，一支体温表，即使明知其住房内藏有值钱的药物，但卫生执法人员也不能进屋搜查，将其取缔后，其还可换个更隐蔽的地方继续行医，没收和罚款等处罚达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如果不考虑上述因素，就一口咬定刘军锋没再去检查这家黑诊所，让其成了漏网之鱼，最终造成夺命惨局，就犯了玩忽职守罪是有失公正的。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追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本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刘军锋未对张法合进行查处与杨守峰的死亡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郑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鉴定没有明确指出杨守峰的死亡肯定是由张法合的行医行为造成的，从该鉴定书的综合分析中也不能得出这一结论，而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即使在合法医疗机构也可能发生。如果本案刘军锋是在接到群众举报或与非法行医相勾结如收取好处后故意不去查处，或明明发现此处为非法行医点而不去查处，在这种情况下被追究刑事责任还理所应当。但据知情人讲，在此黑诊所治死人以前，当地卫生执法机构根本就没发现其有非法行医行为，在2006年3月查处其对面的黑诊所“回春堂诊所”时，张法合的诊所就没开门，门外也无任何行医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刘军锋没有进一步追踪查处张法合的诊所，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和责任心不强的问题，应由其所在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

　 笔者这样说，丝毫没有替当事人开脱责任的意思，只是不明白，我们的行政手段哪儿去了？我们不是有行政问责吗？在本案中，放任行政资源闲置而浪费司法成本的做法，从保护干部、教育本人、警示他人的角度看是最佳选择吗？

　 事实上，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以来，行政问责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大到卫生部部长，小到一般的干部，相继有一批官员因为问责制而去职或受到其他的行政处分，应当说，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体现。问责制是建立权责对等的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

　 但从现有的问责事件看，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许多地方和领域，都是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上层或公众的关注后，才问责。而且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又与权责不清相连，因而很难令当事人心服口服。久而久之，会使问责流于形式，也使得司法被迫介入，出现本案这种许多人不愿看到的结果。

　 医疗市场服务秩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任何疏忽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通过本案，希望各级卫生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通过有效的行政问责，即可提高相关工作人员责任心，也可防止事态扩大，导致司法介入。